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网络安全政策探析

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内完善了网络安全的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美国政府通过重视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的保护,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网络安全意识,而且有利于政府与私营机构间的合作。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政府努力促进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希望增加企业遵守政府法令的积极性。为了巩固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地位,美国不仅加强自身的网络部队建设,而且与盟国及伙伴国的合作进一步深化。然而,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面临一系列挑战。"斯诺登事件"对美国的网络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提倡的网络空间国际规范遭到与美国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的质疑。鉴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实力的变化,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的网络安全目标很难完全实现。     

美国非洲政策的军事化趋势

21世纪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呈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其非洲政策突出地反映了这种趋势。美国非洲政策的军事化既出于美国反恐战争的需要及非洲战略地位提升,也是美国国家力量变化和国内政治发展变化的结果。军事化趋势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非政策的共同主线,突出地反映在两届美国政府都持续大幅增加在非洲的军事存在,日益依赖于军事力量去实现美国在非洲的战略目标,从而导致军队在美国对非外交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美国非洲政策军事化的结果是令非洲陷入更多的动荡、战乱和恐怖之中,并刺激了其他一些国家非洲政策的军事化,增加了非洲安全的不确定性。     

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政策选择及面临的两难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给予了倾力支持。拜登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是：战争最终要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美国不会要求乌克兰在最终的和平进程中做出领土让步;美国不会直接参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为了帮助其自卫,并使其在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财政预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增加了对欧洲的能源援助,同盟国和合作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有史以来对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规模最大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并在多边机构中共同采取打击和孤立俄罗斯的行动。俄乌冲突造成的后果已显露端倪：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核武器威胁形成对西方的威慑;能源供应链发生深刻变化;粮食供应链中断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张;俄罗斯因战争消耗而国力下降。美国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已成为美国国内日益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诸多因素,特别是美国和北约与乌克兰战争目标的差异,令美国面临政策选择的两难,而美国国内战略家不断提醒拜登政府：战争的长期化最终可能妨碍美国阻止“新的欧亚霸权崛起”的努力,干扰美国把印太地区作为战略重点的全球战略。     

美国的卫星出口管制改革

为了维护美国卫星技术优势,从而确保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美国把商业卫星及其部件列为"军火",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控制,对其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但是,美国的做法没有阻止其他国家的太空事业发展,也没有阻止盟国发展不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约束的卫星,反而导致本国太空工业的国际市场萎缩,国家安全风险增大。为此,美国政府试图尝试对卫星出口管制政策进行改革,把商业通讯卫星及其部件从国务院管理的《美国军品管制清单》转移到商务部管理的《商业管制清单》,但是,却仍把诸如载人的亚轨道、轨道飞行器等商业航天器、为在轨卫星提供服务的商业航天器列为军火。     

美国反制勒索软件新举措的合法性评析

近两年针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勒索软件犯罪大量出现,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按照“全政府”模式统筹应对,动用网络军事力量打击海外网络勒索组织,并试图通过外交安排确立关于勒索软件攻击来源国责任的国际规范。然而,通过法律剖析可以揭示,这两项举措均系以“国家安全”名义行强权之实。美国对海外勒索犯罪组织发动网络军事行动,既无国内法授权,也欠缺国际合法性。美国着意扭转其对“审慎原则”在网络空间适用的一贯立场,为特定恶意网络行动定制来源国责任,本质上是依托实力优势肆意捏造规范以实现私利,并无国际法理支撑。既要警惕美国网络军事部门过度活跃,从而加剧网络空间泛军事化,破坏网络空间战略的稳定;也要观察围绕勒索软件治理的规范博弈的过程,提升对网络空间国际规范创制的认识。     

美国与联合国初期的人权政治

1945年《联合国宪章》将人权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后,它很快成为各国共同参与的问题,这在联合国成立初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二是拟定国际人权文件,三是实施联大人权外交。基于实质性的政治利益,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与联合国各国代表之间出现了决策上的斗争与妥协。一方面,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美苏两国在人权标准、联大人权外交等问题上出现激烈冲突;另一方面,美苏两国都支持限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职能,都反对拟定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不少对人权议题的态度更为积极的国家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构想则受到了压制。美国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人权政治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同时避免联合国对其国内管辖权的干涉。这对美国后来的联合国人权政策及联合国人权议题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和越南军事合作的新变化与未来走向评析

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美国和越南的军事合作持续升温,在各个领域均有所突破。美越军事合作强化的态势由双方战略利益诉求所决定,中国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美越之间这种合作必将产生复杂的影响,它不仅不会有效应对所谓的威胁,还将引发新的动荡。     

美国军控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从制度建设到志愿者同盟

本文试图考察美国军控政策在冷战结束后的调整与变革,探究调整的根源,及其与美国整个安全政策变化的关联。文章依据美国对待全球、多边和双边军控机制的态度、政策和行动,分析美国军控的调整与变革过程;根据军控机制产生和存续的战略安全环境状态、军控本身在消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存在的价值,以及推行军控机制建设所产生的效用等三个方面探究美国政策调整的原因。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大致支持并推动了三类军控机制的建设。布什就任总统后,美国对战略安全环境认识的转变、军控机制内在的缺陷及推动军控机制建设的困境推动美国进行政策调整,突发事件、决策者的政策倾向和国内政治环境则加速了这个调整过程,美国军控政策逐步完成了从制度建设到志愿者同盟的转变。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缅外交——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中心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然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体。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来为其外交政策服务,直接或间接地达成政府难以实现的战略目标。在缅甸这个过去较为封闭、西方世界难以直接介入的国家,各式各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却活跃于此,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其中,作为在缅甸开展活动最早和影响力最大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缅甸提供民主援助20余年,资助横跨几十个项目,通过将缅甸境内的组织、泰缅边境的流亡团体同国际社会捐赠者三者结合起来,统一协调和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推动缅甸的民主转型。不仅如此,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它在缅甸基层的活动,增加了美国同其他国家在缅甸进行博弈的砝码。     

美国的云计算战略及其对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云计算有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小型计算的网络化,二是计算的经济使用和优化配置。2011年,美国制定了联邦云计算战略,推动云计算在联邦政府和社会各层面的推广。美国将云计算技术作为国家战略推出的根本原因是,希望保持美国在信息产业中的领先地位,从而服务于其霸权维系。云计算推动新军事变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军队私有云的建设将进一步提高军队信息处理的能力,从而使得一些高数据处理需求的战斗单元或军事作战平台成为可能。将保密等级较低的信息操作外包给商业云计算公司,则可以极大地提高军队的行政效率。云计算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在云计算开发上的绝对优势地位给冷战后的多极化趋势增加了不确定性;二是云计算的发展使得政府获得了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从而使其在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信息竞争中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     

美国霸权想象下的中国“大战略”——《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评介

拜登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的新著《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引发美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该书基于美国霸权想象构建中国“大战略”,声称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采取钝化、建制与全球扩张战略,以便实现所谓取代美国霸权秩序的长期目标。从美国政府尤其是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动向来看,该书已成为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南”。评述该书的弊端与不足,不仅有利于理解当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之根源,而且有助于把握和研判未来较长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致走向。     

战后美国对日长期驻军政策的确定

在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政策逆转之后,为把日本纳入西方冷战阵营,保障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战略利益,美国军方逐步形成了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驻军的政策。但军方的主张遭到了力主对日尽早媾和的美国国务院的反对。因此,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驻军和对日尽早媾和的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构成了冷战初期美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决策初步确定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冷战初期美国不同的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对美日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定位,而且还表明亚洲冷战形成时期的美国对日政策是基于一种军事优先于政治的原则。同时,它还表明,战后美对日本本土长期驻军政策与美国对日尽早媾和,以及美日结盟问题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美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东南亚的视角

本文评述了美国与东亚大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及东盟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东亚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中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作者认为,中美关系肯定是未来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关系。中国的崛起促使创立东亚地区机制成为必要。多边合作是解决和克服双边低效的最直接的战略,因此,创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美国防空识别区的设立、运行实践与基本逻辑

自1950年划设防空识别区以来,美国防空识别区制度多有调整,不少条款都曾历经重大修改。美国防空识别区范围虽有变化,但对本国陆地、领海及领海之外大面积区域一直皆有覆盖,且迄今仍覆盖他国无争议领空。美国防空识别区规则起初曾在是否适用所有航空器的问题上表述模糊,但1961～2003年一直明确仅适用民用航空器,2004年后再度模糊化为“所有航空器”,而相关实践和法律文件显示其并不适用外国军机。美国防空识别区规则从1961年修订起对“适用”情况严苛化,整体上已明确排除“仅穿越”情况的适用,并将“通过防空识别区”与“飞入、飞离或飞经美国”相联系的限定条件延续至今。美国防空识别区制度与其对“航行自由”的国际法解读相一致,即凭借其强大军力,主要是以“排除法”辨识“真正威胁”,力图在他国与本国领空之外实现“攻守兼备”。     

战争冲动、社会约束与武力的使用——美国的经历

美国对外使用武力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征。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提出了制度主义的解释,认为深植于美国社会的战争冲动,是美利坚民族形成过程中经历多次竞争的历史产物。尽管美国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抑制战争冲动,但在实践过程中制度约束被渐次突破,而美国使用武力越来越频繁。其结果是,一方面,美国的军事能力不断提高,这也让美国容易做出动用战争工具的决定;但另一方面,美国频繁使用武力也引发了军事部门和大众社会的厌战情绪,这种公众意见逐渐汇聚成为非正式的社会约束,使战争冲动不至演变成为持续的战争狂热。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虽然武力使用的方式会发生变化,但武力作为政策工具的实质始终没有变。可以预期,美国仍然会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这种手段。当然,有关武力使用的争论也依然会存在下去。     

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影响--以美国"9·11事件"为例

本文分成三个部分,分别阐述以"9·11事件"为例的国际恐怖主义对纽约、美国以至世界经济所带来的重大损失和深刻影响,并透过这个分析,认识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性和反恐斗争的必要性.     

“抵消战略”与卡特时期美国核战略的延续与变化

美国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根据自己对美苏核均势以及苏联对外扩张局势的判断,认为美国有必要调整军事战略,更加灵活地使用核武器来威慑和遏制苏联。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局势的推动下,布热津斯基与国防部长布朗一起制定了阐述"抵消战略"的第59号总统令(PD-59)。该令得到卡特的批准。实际上第59号总统令正是对尼克松政府第242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242号文件)的继承和发展,在坚持第242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体现的"灵活和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并注意控制危机升级的基础上,第59号总统令进一步增加了美国核武器运用的灵活性、扩展了打击目标的范围、加强了军事计划的应变能力和持久力,以增强针对苏联威慑的可信度。     

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国、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三边关系近来比较引人注目。冷战期间三方中的两方经常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方,中印在经历短期的友好以后,也曾相互开战,之后美国因素逐步变得重要。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同时中印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当前在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过去那种对抗和遏制的模式将不会再现,三个国家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尽管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依然重要,但在现实中其作用正在降低。     

国际体系失衡背景下美国的“大战略”论争

随着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失衡,美国国内就美国“大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在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深度介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仍然能承受霸权的成本,并且深度介入能给美国带来可观的安全收益和经济收益;战略收缩的支持者则认为,为应对权力相对衰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应该减少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收敛霸权抱负,以实现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的平衡。当前美国的对外战略论争隐含着“美国仍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假定,这种支配地位能给美国提供不同的战略选择;同时这也隐含着“霸权衰落后美国该怎么办”的战略焦虑,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谋划的敏感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