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现代化

从历史上看 ,市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理论在某些西方国家中曾一度盛行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 ,我国公民的个体权利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始应运而生 ,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开始出现。探讨中国第三部门的现代化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必然会有同西方国家不同的意义     

当代社会公平的政治哲学审视

社会公平是私有化及社会中各种利益分化的产物,合理地划分利益是社会公平的深层本质.罗尔(John Rawls)与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理论之争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罗尔斯"正义即公平"理论强调的是合理分配社会权利,而诺齐克的"分配正义思想"却强调保障个人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矛盾,但也具有相对的统一性;效率的实现和提高要有一定的公平环境和公正规则.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公平观既具有方法论意义(手段)又具有价值论意义(目的.一种社会公平观的形成,从其直接手段上看,在于调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而从其根本目的上看,则是为了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康德“永久和平”构想及其当代反思

康德从自由的实践理性原则出发，区分出国家权利、国际权利和世界公民权利，为构建各国间的永久和平确定了基本框架。在康德看来，由于地球上各个民族间共同性的增强，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对于实现永久和平具有构架之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康德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已显当代价值，引起了新的理论回应。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全新理论视域上看，康德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公共权利的公共性原则赋予了公民权利概念以普遍性的要求；诉诸武力的干涉必将让位于普遍友好的交往；与战争无法共处的商业精神终会成为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直接动力；道德与政治的先验一致性期待着道德政治家的出现，并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权利作为政治家自身的责任。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时,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道出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要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要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论诺齐克权利视角下的国家理论

本文以诺齐克的个人权利为视角,着重分析其"最弱意义的国家"理论,通过探讨"最弱意义国家"的正当性和超越"最弱意义国家"的不合法性,解析诺齐克国家理论建构的逻辑体系,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财政权的宪政逻辑

财政权是一个经常被使用但又缺乏权威界定的法律范畴。从本源上看,财政权是国家主权的派生物,有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有什么样的财政权范畴的存在;宪政国家的人民主权原则决定了以财政为物质基础的一切国家权力只能"服务于民",这就使得权力和权利既在物质上实现了统一,又在意志本源上实现了统一,具有同质性。财政权范畴是对财政法律关系中权力与权利同质性的概括和抽象,具有主权性、交易性、制衡性和法律性等特征,其宪政构造不仅包括国家财政权,而且包括公民财政权。     

多元文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权利解析——兼论多民族国家构建北大核心CSSCI

多元文化主义在形成之初就和少数民族追求公正平等的权利密不可分。当前很多学者将多元文化主义仅看成是少数民族权利理论,而没有从多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来理解和认知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关系,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具体维度也没有进行严格的划分。因此本文从事实、理论、政策及意识形态四个维度,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内容、价值意义与实践效果进行分析,并将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置于多民族国家构建之下进行相关探讨。     

权利救济:让每个人更有尊严

<正>20世纪,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事业,她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提升,也孕育了法治之路。21世纪,伴随着"法治国家"世纪的到来,我们将迎来权利的时代。无论是在普通的街头巷尾,还是在繁华的都市角落,人们时刻可以感受到权利的力量,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漠视权利的国家。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权利相对于义务,其在法律上往往体现为救济,救济是权利的保障,"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权利与救济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历史地看,为了化解社会纠纷,保障社会良性发展,救济制度在任何     

个体权利的兴起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

本文从理性主义视角出发,审视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设。认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其实质就是个人基本权利的问题。从消极权利角度而言,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础是能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从积极权利角度而言,现代国家权力的行使,必然是能存进个人权利的实现,存进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认可。然而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合法性,都必须以民主作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建设,其实就是民主国家的建设。     

福利国家改革与公民社会权利重构

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作为对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性保证,明确界定了国家对公民的福利。但福利国家困境却模糊了福利制度与公民社会权利的关系,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缩减福利功能的同时更是构成对公民社会权利的进一步恶化。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理论重新考察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困境,在"超越左与右"进行福利改革的同时,将公民社会权利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框架中,赋予其新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