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委关系:农村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农村自治制下的两委关系的实质与路径选择

“乡政村治”下的农村自治是社会基层群众性自治。两委关系的好坏是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尺。两委的关系实质是村党委会(党总支或党支部)的领导权和村委会的自治权的关系。村两委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村支委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的摩擦与争执。疏理两委关系的路径:一、充分尊重农民自治权,由农民选举产生村委会,彻底结束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实际隶属关系。二、在两委组织构建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如村党委会(党总支或党支部)不应与村委会相配套。三、村委会成员工资、岗位津贴取自于集体资产管理、经营。只有农民的权利获得认同和尊重,才能真正实现农村自治。     

用民主为农村两委矛盾“开锁”——基于粤北某村两委权力暗战的调查与思考

在村民自治的政治包装盒上。人手一票的“海选”无疑是覆盖其上最为惹眼的形象标签。然而,细细咀嚼这种与西方直选民主颇为形似的乡土创造,一方面在制度设计层面上,曾经被少数人代表的乡村民意,终于获得了毫无阻滞充分表达的可能;另一方面,未知选举结果中所蕴含的诸多变量,也使村庄中权力结构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分析

近十年来,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而鼓励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参与则被视为在农村地区实现良治的重要途径。民间组织的参与不仅使得农村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同时也改变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厘清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职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合作共治,是未来中国农村社区能否实现良治目标的重要前提。     

珠三角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与社区治理问题

珠三角农村经历了从宗族治理到政权管治再到社区自治的转换。目前珠三角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有别于中国普遍意义上的农村,基本成立了以土地股份合作为主的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落正向职业人口多元化居住社区转变,并存在两委一社的治理架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定位问题、土地经营问题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职能、体制和法律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海南省万宁市农村“两委”干部服务能力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两委"干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推动者、组织者和实践者。结合海南省万宁市农村经济发展实际,笔者调研分析了万宁市农村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农村基层组织、农村"两委"干部如何增强发展意识、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社区宗教性与村民冲突——基于河南嵩县40村的调查分析

宗教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宗教对冲突行为的影响有三种效应,即情绪效应、阀值效应和协调效应。在控制宗教异质性回避情绪效应的情况下,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社区宗教性与村民冲突之间有负相关关系,但阀值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区宗教性与协调机制可获得性的交互项与村民冲突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宗教的协调效应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公推直选”拓宽选人视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实行社区“两委”公推直选

2010年是浙江省湖州市城市社区换届选举之年。为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拓宽选人视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提出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换届“公推直选”两个100％的目标。从2月底社区换届选举启动以来,吴兴区按照“加强领导、依法办事、发扬民主、严格程序”的思路,精心组织,落实责任．保证了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和两个100％目标的有效实现。     

对加强农村“两委”班子建设的思考

<正>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农村"两委"班子作用。这就使得不断加强和改进农村"两委"班子建设倍显重要。鉴于年底全市将要进行第十届农村"两委"班子换届,这将为加强农村"两委"班子建设提供一个"舒筋活血"和"刮骨疗毒"的重要契机,必将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全市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乃至全市转型跨越发展大局产生深刻影响。吕梁市委组织部研究室组织实施了一次由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和各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参加的主题为"加强农村‘两委’班子建设"的专题调研,形成了一些思考和认识。     

改革开放30年村民自治中“村支两委”关系解析——以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为视角

随着我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推广实践,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治下的"村支两委"关系不协调问题,这也是全国实施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理清和协调处理"村支两委"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农村开展基层民主建设、实施村民自治必须面对和及时解决的课题。本文以北方某省LZ村为个案,通过对自治选举、决策权力运行、选举村委会主任对村党支部书记的影响、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考察LZ村中"村支两委"关系,从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最终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得出一种新型的"村支两委"关系模式,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省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省明年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12月1日,我省召开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明年1月开始的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玉妹,副省长李容根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会议由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主持。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探究——中山市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山市调整农村“两委”关系的实践总结 ,从理论上对农村“两委”关系的重新定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针对现代化进程中“两委”关系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现实对策     

“边界冲突”: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

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在中国部分县域地区频繁爆发,凸显县政治理危机。本文提出边界的分析框架,认为在利益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将农村群体性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考察,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县域社会边界秩序混乱诱发的严重的对立冲突,是地方社会发展非常态的表现。因此,有必要从县域的特质入手,从制度的层面构建合理的边界秩序,实现县域政治的长治久安。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与思考——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

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全新课题,是伟大而艰巨的创造性工程。本文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最根本的是实现从行政管制到公共管理、社区服务的转变。它需要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探索社区公共管理、社区自治、社区服务、文化组织功能,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功能;党和政府要从宏观引导和公共服务着手、农村社区要从民主治理和社区服务着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方式。     

农村群体性矛盾冲突多发领域分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6县农村的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群体性矛盾冲突主要存在于生产、生活、民主法制、思想信仰四个领域。生产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纠纷、生产安全问题、劳资纠纷、行业矛盾等方面;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住房拆迁、环境污染、人身财物安全、家族宗族矛盾等方面;民主法制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选举问题、干群关系紧张、司法不公等方面;思想信仰领域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信仰混乱、社会认同危机等方面。     

农村社区经济圈建设新思路——基于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的调查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在探索实践以政府主导、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发展新形式,提出农村社区经济圈建设,使农村社区经济圈不仅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单元和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街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和纽带。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创造了条件。     

农村社区建设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民政局张伟东认为,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要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一)从城乡统筹上看,要处理好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关系。第一,规划先行。着眼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以县为单位,研究制订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布局规划和工作方案,该规划要与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新农村规划等相衔接。第二,形成合力。调整充实城乡社区工作协调小     

农村社区经济圈建设新思路——基于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的调查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在探索实践以政府主导、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发展新形式,提出农村社区经济圈建设,使农村社区经济圈不仅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单元和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街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和纽带。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创造了条件。     

从“关系合约”到“制度化合作”:民间商会内部合作机制的演进路径——以温州商会为例

作为一种"自下而上型"的民间商会,温州商会在初始阶段的合作机制主要是"关系合约","关系合约"的有效性建立在产业集群网络中的非正式规则基础之上。随着商会规模的发展和稀缺资源的出现,"关系合约"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效,从而需要借助于正式规则的制度支援。     

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研究——基于NGO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社区建设可以有不同切入点,从不同切入点出发的社区建设效果各不相同。文章通过对两个NGO参与社区建设的个案解剖发现,其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都建立了良好的村庄公共空间,进而促进了村庄全面协调发展。文章认为,公共空间本质上是一种稳定、信任、参与、共享和获取资源与需要的网络关系,公共空间具有信息沟通、消除矛盾、缓解紧张、形成共识、互助学习、提升能力、整合资源与促进发展的功能。     

以“熟悉社区”营造重建社区关系

<正>社区是人类群居而形成的基本的地域与关系单位。社区的最大特征便是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熟悉。震后,村落因为灾难的巨大破坏力被四分五裂,村民间的互动结构与关系安排遭到破坏,村落内部原有的熟悉随之消散。在灾后物质重建的巨大推力和彰显制度优越性的话语之下,一系列的重建政策和分配政策一刀切地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被统一规划、统一安置。但震后的陌生社区并未改观,并体现出如下三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