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片化治理到共同体构建:新时代社区治理的路径转向

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邻里互动较少、交往匿名性较强、人口流动性较大等不确定因素使城市社区成为陌生人社会,社区治理面临主体性碎片化、能力性碎片化、系统性碎片化及技术性碎片化等治理难题。尽管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视角,但忽视情感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难以克服社区治理主体异质性所带来的社区居民情感归属度不高、社区认同度不强等现实问题。共同体理念为社区治理去碎片化提供了原则遵循与目标导向,具有重塑社区公共价值、化解社区矛盾、凝聚社区居民共识、达成集体行动等价值与优势。为了消解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构建以公共性追求为内核的理念共同体,以关系重塑为依据的主体共同体,以三治融合为依托的行为共同体,以协商议事为重点的场域共同体,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治理共同体。     

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有效承载体。在深刻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基础上,立足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实践,从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以人人有责为基础,增强居民共同体意识;以人人尽责为抓手,培育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以人人享有为目标,聚力保民生聚民心等方面探索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是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在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居民参与、维护社区稳定、培育社区文化方面可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以回应居民需求为价值引领,以专业能力保障功能发挥,以激发情感认同共建治理共同体等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理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正面临组织内生动力不强、服务供给回应性不够、社区情感动员力不足等实践困境。为此,应从加大资源支持和引导力度、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情感认同培育等方面着力优化。     

整体性治理：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模式选择

当前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呈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已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具有高度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鲜明跨界性的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以整体性为取向的治理理论和治理工具,与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碎片化整合高度契合,成为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想的模式选择。构建我国公共危机的整体性治理模式,需要从公共危机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流程、治理方式等方面加以整合。     

构建社区共同体：新时代推进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有效路径

从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现状来看,发挥党组织对社区自治的引领作用是正确处理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使党的执政能适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社区党组织应当以社区共同体为重要突破口,通过构建身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实现强化党的民生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内部关系协调、形成社区公共价值观的目标,从而形成基层党建、公共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社区党组织应从以凸显居民参与自治的主体身份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以整合社区自组织的利益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投入社区自治、以培养社区的契约文化促成普遍共识和塑造居民行为等方面来构建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共同体化:城市社区治理的功能性转向——走出社区治理困境的一种可能思路

在"社区"内涵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功能主义和地域主义两种认知分歧,并在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衍生出一系列治理困境,迫切需要社区作为一种生活和精神"共同体"的功能性复归。共同体化的价值内核,在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程序的民主化、治理基础的契约化、服务对象的普惠化及居民交往的互助化五大表征。而推进社区"共同体化"的实践策略在于: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建构多元联动的社区治理格局;引入现代管理制度,推动社区服务管理的专业化发展;搭建公共参与平台,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常规化联系;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提升社区居民之间的互信互助水平。     

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变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效手段。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内涵与运行框架的建构,分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逻辑机理,归纳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更新价值理念、强化党建引领、构建一体化运行体制、加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完善资源保障等。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的建构,力求聚合多元主体力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善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以治理求和谐: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路径

社区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以治理求和谐,是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的现实路径。以治理求和谐,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与社区和谐之间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以治理求和谐,充分考虑到我国社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创新空间;以治理求和谐,必须从内源性上培育社区公共领域,扩大公民参与,从外源性上完善社区治理结构。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的个案考察

党建引领是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以价值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机制创新整合治理资源、以行为垂范驱动治理活力、以利益协调保障治理成效,构成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对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塔元庄村党组织以党建为引领,用凝聚思想共识、推动责任共担、强化协同共治、实现利益共享等方式,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提升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度”,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加强思想引领,建设价值共同体;加强责任共担,建设责任共同体;加强协同共治,建设行动共同体;加强利益协调,建设利益共同体。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路径、类型特质与实践反思——基于56个案例的QCA定性比较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日常生活载体和基础治理单元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和“纽带-关系-规范”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56个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的QCA定性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在“党政推力”和“制度保障”下,部分社区在特定场景下生成了以“共治平台”和“社区自组织”为特征的内生型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利益引导”和“专业支撑”为特征的孵化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以“场景紧急性”为特征的应激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增强社区治理动力内生性、结构互嵌性和制度有效性,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治理场景采取差异化策略,在纽带凝聚、关系联结和规范保障中逐步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数字孪生何以破解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框架

当前,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面临数据获取不全面、信息集成难度大、省级共享水平落后以及新旧技术间应用壁垒等“碎片化”困境。数字孪生黄河是以数字化的虚拟映射来模拟黄河全要素和时空全过程,具有高度还原性、即时同步性、闭环协同性以及优化革新性特征,可以有效破解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的“碎片化”问题。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数字孪生黄河整体性建设目标,从协同感知、集成整合、应用融合、反馈优化四个维度构建数字孪生黄河整体性建设运行框架,推动数字孪生黄河建设从加强整体规划、整合数据资源、完善全域智慧水利平台、推动技术更新与升级等方面采取因应之策。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换路径及发展趋向

政府介入、组织创新与居民集体行动是影响社区治理结构的内在变量。在这三重变量交互影响下,社区治理经历了动员式治理、嵌入式治理和内生式治理的结构性转换。动员式治理阶段,单位制影响式微,居委会普遍成立,政府采取科层式介入的方式与之建立起一种异化的委托代理关系;居民自治意识淡薄,被动参与明显。嵌入式治理阶段,随着"三社"联动在全国的推开,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引导下,跟随项目嵌入社区;居民参与具有选择性,仍然没有自主行动起来。内生式治理阶段,政府创新介入方式,注重挖掘社区内部基因,其鼓励居民自主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是一种在地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未来社区治理应该走向一种治理主体互勾互连、治理方式深度融合、治理单元多种多样和治理秩序有条不紊的共同体治理结构。     

“家家履责”:以家庭行动者网络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基于W市R社区的实践考察

“人人履责”是破解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不足的关键,实现“人人履责”有助于真正建成社区治理共同体。既有研究缺乏关于如何实现“人人履责”的专门性、系统性研究,而且往往以抽象、模糊的居民作为动员对象。仅聚焦居民个体层面的动员,社区治理将难以真正达成“人人履责”的实际效果。因此,应当跳出聚焦个体的视野窠臼,寻找实现“人人履责”的新的着力点。家庭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家庭所蕴含的家政、情感、支配三重要素,可以激发作为家庭成员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对W市R社区相关实践的考察发现,以家庭行动者网络为载体,可以将异质性的原子化居民转换成为高度同质化的行动整体,并通过征召、动员等过程不断扩大履责主体范畴、提升履责水平,从而形成具有共同目标、认同公共责任、富有行动能力的“人人履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在该过程中,家庭行动者网络的发展与“人人履责”的实现是同步运作、共同推进的,“载体—网络发展”线与“目标—认知转换”线交织融合,呈现出“网络建设—认知转换”的逻辑理路。以“家家履责”推动实现“人人履责”,为推进“人人履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可行思路,也为进一步完善契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水资源整体性治理:国际经验与启示

水资源整体性治理已成为当前国际水资源管理的一种主流趋势。美国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法国的混合型网络治理模式和欧盟的综合性流域治理模式等各具特色,也为我国水资源整体性治理提供了参考和启发。总结并借鉴国际水资源整体性治理的宝贵经验,有助于我国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整体性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智慧工会改革路径研究

建设智慧工会是新时代工会迈向现代化治理的必由之路。"互联网+"技术与思维推动着工会治理体系升级、服务模式创新、工作方式转变,形成全面互联的设施网络、集约融合的智能应用、共享开放的信息资源、协同共治的运行体系、以人为本的创新服务。当前,从全国总工会到地方工会正在实施智慧工会创新行动,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存在主体间关系未理顺、跨界协作不畅、运行保障制度缺失、改革边界模糊、智慧服务内容建设滞后、干部本领恐慌、技术人才匮乏、数据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制约着改革红利的释放。整体性治理理论能够为阐释智慧工会组织形态变革提供依据,因此,可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文化塑造、服务优化、能力提升、技术应用等维度入手,推动智慧工会改革迈向整体性治理的发展路径。     

城市社区建设:发展态势与转变方向

在社区研究领域中,以国家和社会为中心,以统和主义为分析范式,难以解读社区建设的现实与理想张力,也难以回答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社会与作为权力系统的国家在同一分析框架下的张力。在目前"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应逐渐由国家主导政府行动向以国家主导社会行动阶段转变,由行政化单向推动向以行政化与社会化双向推动方向转变,而实现这一转变既需要推进政府社会职能的协作化改革进程,克服政府部门功能分散的弊端,重建政府在城市基层社区的权威,也需要加强社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引导。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和路径选择

新时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有机叠加使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种更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清晰的现实逻辑。基于此,文章拟在“政党—政府—社会”视域下阐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