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环境立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方环境立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本文分析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环境立法的现状与不足,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     

全球环境治理转型下的中国环境外交:理念、实践与领导力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关乎地球系统健康稳定运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围绕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而伴随的改革、协调、合作与竞争也在同步发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演进,以南北格局为特征的全球环境治理主体也出现了新的复杂变化,多个利益攸关方在环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全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角色.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需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力.     

改革开放与中国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多边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全方位参与多边经贸外交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代表的世界贸易体制内的参与及发挥的影响力,对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该领域的建设性作用进行了展望。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浅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连续的过程。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我党在执政理念中的与时俱进和创新。     

从环境伦理视角分析全球环境治理困境

环境问题,或者说环境的破坏和治理问题并非始自今日,应该说,环境的全球治理进展很快,在环保意识、环保科技、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进展并不足以使得全球环境治理取得实质结果。那么全球环境治理出现困境的症结在哪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逻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程度的加深,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经济外交内容丰富,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同时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一定的外交目标。中国经济外交大体上经历了接触性经济外交、融入性经济外交、参与性经济外交和领导性经济外交四个阶段。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经济结构正面临着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外交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其积极有为正当其时。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日、中韩关系

中国自1978年开始全力推行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它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内乱外患的情况下,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展开的“第二次革命”,也是一场全方位,影响最大的现代化运动。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内容。十五     

苏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之比较

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道路、模式可以搬用,必须通过改革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方法、道路和机制.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原因、内容以及过程等方面有颇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苏俄新经济政策最终夭折,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建设——基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视阈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背景下,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内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在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进程中,中国宜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提升国际话语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应通过加快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来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通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平衡大国绿色转型中的竞合关系,通过参与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引领建设全球法治体系,塑造生态文明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历史性推进与经验启示

党的领导制度是一个旨在巩固和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地位,不断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保障的综合多元制度体系,主要是指党在实施内外领导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体制、机制和程序等各要素的系统集合。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可划分为恢复性重建、探索性优化、创造性完善三个阶段。当前,全面深化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必须始终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遵循和把握现代政治运行规律,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举措,把提升党的领导制度效能作为根本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逻辑与展望

农村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领域,但场域特征复杂。无论从前述逻辑框架分析,还是从自治、治理概念本身来看,中国农村治理都不可能采取某种特定的单一模式。相反,我们应当力促农村治理的多样性、多元化和上下平衡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新秩序观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不断充实和深化。从和平共处到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从经济与政治并重到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环保五位一体,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顺应和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追求。     

巴西环境治理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正>在发展中国家中,巴西的环境治理模式独具特色,其立法体系、治理创新、执法机制等领域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巴西环境治理尚面临一些新挑战,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难以消弭。巴西环境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巴西环境治理的特点与经验巴西在多年的环境治理中积累了诸多经验,许多经验具有浓厚的巴西     

治理、善治与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联合国在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治理概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本文关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论争辩,不过,本文也探讨了去殖民化、地方化和人权等与联合国有关的早期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较为晚近的思想所反对的。本文分析的视角侧重学者的看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治理指代一整套公共的和私人的复杂结构和程序,而一些通俗的作家却倾向于认为治理就是统治。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冷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 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世纪之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到两个世纪、两个千年之交，世界历史出现了急剧变局：苏美对立、二元格局砉然冰释，冷战时代之后的历史时期突兀而至，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而又处于难产时期。     

环境治理引入行政协议的必要性与完善路径分析

根据2019年中央政策文件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和我国当前环境治理手段单一的特点,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改革原有的“命令—控制”型的环境管制手段,引入新的治理方式。行政协议作为一种制度选择,把平等、自愿和诚信等私法原则纳入环境治理当中以缓和僵硬的行政法律关系,契合了协商行政理念以及政策文件的要求,回应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从行政和协议两个方面进行必要性解读,防止行政协议在环境治理中走入完全私法化的误区。行政协议在环境治理中的适用需要确定其诉讼救济模式;在立法上可以通过制定行政协议法、修订环境保护单行法、制定行政法规以及由部委发布指导意见等形式完善立法体系;实施中,应综合采用各种激励性措施,吸引相关企业签约与履约,发挥行政协议在环境治理中的优势。     

论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对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国际环境体制的建立是以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为起点的,这次会议于1972年6月5日至15日召开,是由联合国主导的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作为议题中心的全球会议。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和筹建的环境规划署日后都成为国际环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环境体制的有效性主要是指国际环境体制通过其规则,决策程序和项目规划等措施对体制参与者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具体到斯德哥尔摩会议当中,则是《人类环境宣言》和环境规划署对中国环境治理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在联邦层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持质疑态度,在相关人事安排和政策落实方面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特征。在地方层面,各州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做出积极应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成效有限,难以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失衡、低效的国内气候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