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认定

一、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根据刑法第 93条的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两种情况 ,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刑法 93条第一款 )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 (刑法 93条第二款 ) ,一般认为 ,前者是“正宗”的国家工作人员 ,后者是“准国家工作人员”。(一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 93条第一款的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所谓“国家机关” ,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 ,在上述五大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 ,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公务”是刑法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特…     

非国有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界定

第一,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所有权,作为其物质表现对象是公共财产。应当注意的,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各种经济成份混合运作的形式越来越多。笔者认为,对于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公司、企业的财产,都应视为公共财产。如一国营酒厂被私营企业兼并,该私营企业主持51％的股份承担了所有的债权债务和经营权,虽然从法人的变更、经营方式的改变等表面上看,都成为私营企业的运作形式,但实际上包含着49％的国有资产的投入。因此,该企业的财产,都应视为公共     

论市场经济与贪污贿赂犯罪

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均独具特色,它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具有抑制性,同时又诱发和滋生新的贪污贿赂犯罪。本文着重探讨贪污贿赂犯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变化、趋势。     

如何理解贪污贿赂犯罪中的“从事公务”

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公务人员论。”这一规定明确指出了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从事公务”。因此，探讨什么样的行为是“从事公务”、如何理解“从事公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保基金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认定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贪污贿赂案件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社会保障基金，以下两个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案例一，被告人福某为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受请托人（某公司总经理）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所在公司谋取利益，为此，请托人将福某之妻安排进该公司，‘领取薪酬而不实际工作。至福某之妻退休前，共从该公司领取薪酬计人民币13万余元。另外，该公司为福某之妻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合计3万余元。     

贪污贿赂罪中利用职务之便的探析

着眼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发生的具体领域,应针对商业活动的固有规律和内在特质,对贪污贿赂犯罪语境中的“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扩张解释,凡是对商业活动中交易机会的选择和交易条件的形成发生实质性影响的行为,均可视为“利用职务之便”,并以此为标准确定“利用职务之便”的缘由、时机和方式,防止刑事法律制度对商事惯例和商事规则的过度侵犯。     

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定的思考

贪污贿赂犯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所要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我国刑法第八章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不尽完善,因此需要改善有关规定。本文指出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需要适当扩大、在立法技术上应该进一步优化,消除其中的法律漏洞,同时还应该完善罪名设置,可以考虑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最近审议中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在上述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值得肯定。     

贪污贿赂犯罪心理的形成与遏制分析

目前贪污贿赂犯罪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不同阶段的心理状态各不相同,要了解其心理发展变化轨迹,把握其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和案发后的心理状态,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遏制,形成合力,才能遏制贪污贿赂犯罪。     

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遏制

本文在分析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预防对策和建议，以期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有所裨益。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国家出资企业中贪污贿赂犯罪主体认定问题研究

本文着重分析国家出资企业中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委派人员的难认定和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不平等保护的问题,并且在最后提出了立法建议,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那些人为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进行更清楚的界定,并且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最高法定刑,来减少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之间的法定刑差距,以此来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行和非公有制经济。     

经济模型分析范式下的贪污贿赂犯罪

我国经济社会体制重大转型过程中,贪污贿赂犯罪问题的存在,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成为社会秩序安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重大障碍,成为我国迈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绊脚石。在社会经济体制重大转型过程中,监管制度的缺失,决策的不透明,贪污贿赂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较低,使得贪污贿赂成为高收益、低成本的行为。探求刑法投入的成本最佳量,以求得提高刑法收益,其核心是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经济分析作为众多研究方法的一种,不能解释所有的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所用的效用这个概念也较主观,不可量化。但是,就贪污贿赂行为人行为选择而言,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是可以适用的,也可以给刑事政策的制度设计提供启示。     

从专题调查谈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正> 笔者最近就贪污贿赂犯罪心态专题调查了200名正在服刑的贪污贿赂罪犯和200名社会人员(包括办案人员和各行业人员),本文拟根据调查中反映的情况,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谈点看法。 一、清除滋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土壤” (一)加强教育,提高人们抵制贪污贿赂行为的自觉性 此次调查中,88.29％的社会人员和43.24％的罪犯认为“教育的缺乏”是导致贪污贿赂犯罪发生的社会原     

谈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打击不力，使腐败现象不断蔓延和扩散。完善刑法立法，严密刑事法网，从而使我国刑法切实提负起惩治腐败犯罪、净化社会环境、依法治理国家、稳定执政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所应承担的独特的职能作用。     

新农村建设工程领域贪污贿赂犯罪发生的重点环节及预防

正新农村建设项目投资巨大,利润空间广阔,在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也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机会。腐败不仅增加工程建设运营成本,降低工程质量,形成的"豆腐渣"工程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胁,而且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新农村建设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犯罪具有发案     

论防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完善

随着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官员被拉下马,多地区出现窝案、串案,形成塌方式的腐败现象。一方面表现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决心,另一方面,应当防止运动式的反腐,通过建立、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保证贪污贿赂案件的处理形成制度性的长效机制。     

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贪污贿赂犯罪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要对其预防必须建立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庞杂系统。在实施贪贿犯罪的预防时，秉承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建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打促防的法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撤走贪污贿赂犯罪的温床。更要加强思想教育，修身齐家，使相关主体不想犯罪。面对目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现状，结合世界上治理贪腐的经验，笔者认为预防贪污贿赂犯罪要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适用的思考

我国自古就存在贪污贿赂犯罪,最高法定刑在各朝代都是死刑,然而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并未因为刑罚的严酷而减少,说明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无论是基于国际轻刑化的趋势,还是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合理配置死刑原则、人道性分析、效益性分析以及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我国都应该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同时,在废止死刑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论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证据的转化

初查是检察机关在正式立案之前对刑事案件的相关线索进行的调查活动,在查处贪污贿赂犯罪中,初查活动尤为重要.由于初查并非正式的刑事侦查活动,因而初查中所获得的案件材料不能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而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初查证据能够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有的则不能转化.能够转化的初查证据,应该具备客观性和关联性特征,对于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并且是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不能转化的证据主要是不具有转化价值和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非法证据.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证据的转化方法主要有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可以直接转化的主要是物证和书证,可以间接转化的主要是言词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