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律看唐朝从严治吏

唐朝统治者在吏治方面实施“安人宁国”的吏治方针，并承袭了法家以律治吏的思想，运用唐律作为整饬吏治的有力工具，通过强化对有职权者的法律监督：建立对官吏靠责追究的严密网络，并通过倡导吏治廉洁，严防司法腐败等方面来对官吏进行全面的管理。立法者根据宽猛相济、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立法思想，制定的一系列从严治吏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对我国在职官管理和廉政建设方面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玄烨整饬吏治的法律思想

官吏是保证国家法律法令得以贯彻实施的媒介，吏治优劣直接关系到政权安危。因此，治吏成为统治者治国的重要任务。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迄明为止，关于吏治的理论与实践已十分丰富。尤以儒家的“人治”和法家的“术治”最为突出，一直为统治者遵奉。玄烨（即清圣祖康熙）在继承传统吏治思想的基础上，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特色的吏治思想。玄烨继承了传统法律思想中重视吏治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治人”即“吏治”：“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o后来更多次重申这一观点：“为政以得人为…     

略论中国古代的强政治吏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法改革有数十次之多，成为推动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积极活跃的因素。而历次变法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强政治吏，即通过法律手段强化中央集权下的官吏体系，提高官吏素质，惩贪治弊，促进吏治清廉，强化和巩固国家政权。历代政权的兴衰更证明，变法治吏直接关...     

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从论述包拯吏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即民本主义入手，阐述其吏治思想的具体内容，重点分析了其关于“任德治吏”与“以法治吏”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将其吏治思想与现代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包拯吏治思想对现代法治的若干借鉴，如法治须以民主思想为基础；现代“吏治”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更要注重吏治。     

从“治吏兴唐”谈职务犯罪预防

唐代政权初建,赃罪盛行。贞观初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唐太宗的老部下)因贪污而被“免官解任”,沧州刺史席辩因“坐赃”而被处死,当时的皇叔江夏王李道宗,虽“俸禄甚高,恩赐不少,足有余财,却贪婪不止”,也因“赃罪”而被削封邑、免官入狱。可见,当时官场不乏职务犯罪歪风,当时的统治者也注重反腐败———“治吏”。在“治吏兴唐”的历程中,包含了封建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对相应立法的完善以及在“人事”方面的策略、激励与监督的防范管理机制等。1.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     

古代明君的从严治吏

官吏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官吏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当权者的统治效能和国家的兴衰。因此，古代的许多明君很重视官吏的“作风建设”，敢于从严治吏。他们的一些治吏举措，在今天都有可借鉴之处。     

中国刑法中的重典治吏

本文从研究《唐律》及明太祖关于重典治吏的有关法律规定入手,表明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重典治吏只能收效于一时,不可能根治封建社会肌体上官吏贪赃枉法的痼疾。最后结合当今法制社会对治吏方面的规定,明确指出古代刑法的“重典治吏”不能用于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开展的反腐败斗争。     

朱元璋重典治吏及其启示

为了保障新建立的朱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和吏治清明,朱元璋通过颁布一系列严苛的律令和确立相关的制度进行重典治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朱元璋重典治吏的经验教训对当今的反腐败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思想

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和《奏谳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史料证明 ,汉初法律着力维护家庭伦理秩序 ,把儒家推崇的家庭道德法律化 ,是后世“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同时 ,汉初法律还以法家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为指导 ,对官吏严加管理 ,重典惩治官吏犯罪 ,表现出对秦律的强烈的继承性。     

从中国古代治吏看当今反腐

当今腐败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反腐”在我国任重道远。其实在我国古代，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封建法律关于治吏的规定，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虽然其在惩治腐败方面只是一时之效，但是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封建各王朝的治吏作用，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述略

中国古代政府的腐败最突出地表现为官吏的贪污贿赂.对此,历史上有作为的统治者无不竭力整肃吏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反腐倡廉. 1.大力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秦简《为吏之道》反对官吏“居官善取”,要求“廉而无刖”,“精(清)潔(洁)正直”,不得贪图货贝钱财.汉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坐赃”者“禁锢不得为吏”.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清(廉洁)、慎(谨慎)、勤(勤奋)“作为官吏为政的标准.对于为政清廉的官吏,政府常常进行嘉奖.隋文帝将当时在地方上享有清官     

秦国的吏治

战国时代,建立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秦国,极其重视吏治,不断完善有关官吏的选拔、俸禄、考绩、奖惩等规定.秦国以官吏是否明习法律作为区别“良吏”、“恶吏”的标准,注意把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物吸收进各级官僚机构,诱之以利,绳之以法,从而显著加强了封建政府的统治效能.秦律中有关吏治的规定包括:一、官吏必须认真接受和执行国君和上级的命令,阳奉阴违、贯彻不力或接受命令时傲慢无礼都要受到处罚:“为(伪)     

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一个以吏治为结合点的视角

唐律与《贞观政要》中都有吏治的内容。《贞观政要》记载的关于吏治的内容与唐律中吏治的规定关系密切,表现为:《贞观政要》中的吏治思想有唐律的吏治规定作支撑;《贞观政要》中有些诏令的内容演变成唐律吏治的规定;《贞观政要》中关于吏治的要求和规定丰富了唐律吏治规定的内涵;《贞观政要》中对官吏的要求补充了唐律的吏治内容等。还需关注的是: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具有互补性;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理论基础都是民本思想;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唐律的修订和在《贞观政要》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重合等。     

《唐律》惩贪治吏思想浅析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值得探索和研究。唐律把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吏治立法的重点,对其作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内容详尽,刑罚严峻,恩威并施,赏罚分明。在唐初整顿吏治方面卓有成效。本文从唐律从严治吏的历史原因入手,就唐律涉及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阐述和评释,以期对当今的反腐倡廉能有所借鉴。     

周代考察官吏期限三年

政兴在得人,政弊在失人,官吏道德修养的高低、个人素质的好坏是政治是否清明、吏治是否清廉的关键。所以先秦时期对官吏的选拔、考核和任用十分重视,目的是选拔有“德行”的人担任国家各级官吏,以保证吏治廉洁高效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以德才选人任官的制度和官吏管理制度。     

从明初重典治吏反思今日反腐倡廉

当今腐败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反腐"在我国任重道远。其实在我国古代,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其中也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明朝之初,朱元璋主张"乱世用重典",制定严刑峻法以惩治贪官污吏,其规模之大、用刑之重在中国古代史上罕见,对当时吏治的澄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阐述明初重典治吏的原因、内容、教训,对当今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进行反思,试探求其个中原因。     

中国法制与国之福祉的联系——从唐代的官吏制度浅析

惩贪治吏是唐律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因为它是唐律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因为它与唐朝初期的强盛有着密切关联。因而，官吏的奉法守职，清廉执政是盛世的重要标志。从而，本文从唐代法制上对官吏的管理入手，浅析中国法制与国之福祉经济繁荣之间的联系。     

“治吏”与“吏治”

抓干部队伍建设,抓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抓党政机关的整顿,可以简称为“治吏”;整顿党的组织工作,搞好干部制度改革,加强干部部门的自身建设,保证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的贯彻把干部用好、用准,则可称之为“吏治”。“治吏”重要,“吏治”更重要,而且二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抓住了这两项工作,就是抓住了各项工作的“牛鼻子”。     

明初重典治吏探析

朱明王朝建政初期，加强中央集权，反映在司法上就是“三国三典”，重新兴起重刑主义思想以廓清吏治，以期达到“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目的。大兴律例，同时法外用刑。从立法的思想、经济背景以及社会后果来讨论明代的重典治吏，以期从中得到启示和反思，探讨法治之路。     

明代官吏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明代作为封建制后期一个卓有建树的王朝,其法律对于官吏的贪赃枉法、失职渎职、擅权越权等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作出了具体、严密的规定,在预防和惩治官吏职务犯罪方面也建立了较以往历代更为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在明前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吏治呈现一时之清明。然而,至明代中后期,官吏职务犯罪情况日益严重,吏治腐败局面终难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