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

在我国 ,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拥有着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由于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 ,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在实践中受到较大的侵犯和践踏。因此 ,应尽快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以及缩短羁押期限和保证控辩双方力量均衡等相关诉讼制度 ,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刑事诉讼中得以真正实现。     

略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虽然在力图改变、创新,但长期沉淀下来的司法负面经验,难以在短时间内根除。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基本人权的不受侵犯,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创新势在必行。     

浅析被追诉者诉讼权利宪法化

单纯的依靠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权利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保障,这种免受侵害的作用没有产生很好的效果.只有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纳入宪法、树立起宪法权威,为被告人权利宪法化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设计比如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救济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实现,完成我国的司法改革的任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反思——从剃“光头”、穿“黄马甲”说起

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围绕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改革，如律师的提前介入、侦查讯问中的同步录音录像等。本文从小处着手，通过对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剃“光头”和穿“黄马甲”现象的分析来揭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本文首先从历史、法律依据和目的等方面研究了此现象的形成原因，然后从依法行政、审前羁押的目的、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法律地位、首因效应和“尊严理论”七个方面分析了剃“光头”和穿“黄马甲”的诸多弊端，并由此进一步剖析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结合现实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进步及存在的问题

1979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曾成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象征。作为拨乱反正、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的重要举措,《刑事诉讼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到重要作用。但受当时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思想认识水平等限制,《刑事诉讼法》在立法指导思想、立法观念等方面存在很多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先进法律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从而导致执法司法机关职能配置和制约不合理、控辩双方的权力失衡、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力度不够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直接后果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与被害人诉讼权利之比较

由于被告人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冲突中的伙伴”的地位,因此对于二者权利的保障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做法。本文通过对其比较,为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时实现二者的平衡。     

中国——瑞典刑事诉讼被告人权利比较

有幸参加《中国-瑞典证据法研讨会》在北京为期一周、瑞典二周的学习、研讨活动。活动中,我们小组担负了"中、瑞两国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之比较"的课题。通过学习,加深了我们对瑞典作为经济较发达、社会形态较稳定的高福利国家的刑事诉讼架构,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保护的认识和理解。     

浅议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失

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遭受了经济或精神上的损失，本应得到法律的更大关照，但从我国法律的规定中看出，被害人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却往往处于被漠视的地位。在此，笔者从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享有权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来说明被害人权利失衡的表象并寻找其中的原因。     

简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补强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往往被视为“有罪之最佳证据” ,如果该供述出自任意 ,则易被当作可靠的证据采用。但是 ,供述即使是合法取得的 ,并且出于任意 ,也有虚假的可能。因此 ,对于未排除的供述 ,其可靠性成为首先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供述的补强规则 ,是适用于供述的一项证据规则。     

国际人权条约的形式分析

国际人权条约是国际人权法最重要的渊源。本文从形式角度研究了国际人权条约 ,介绍了国际人权条约的名称 ,区分了国际人权条约的类别 ,总结了国际人权条约的形式特点 ,并分析了国际人权条约的结构。     

民警警察意识与人权意识研究

警察有效地执法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常呈现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我们强调警察工作能在人权保护上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另一方面有的人又认为,尊重人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时与执法相对立,甚至简单地认为执法就是对罪犯开展的战争。因而民警这一职业群体对警察权、人权以及两者关系的意识状态就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对民警职业群体的警察意识与人权意识的研究,期望能较为客观地呈现警察权意识教育以及重人权保护教育的现状,并对其的改进和完善进行深入的探讨。     

论非洲的集体人权观与第三代人权的确认

集体人权包括国内集体人权与国际集体人权两大类,它源于20世纪40-50年代开始的民族独立运动.对集体人权的确认,是全球性非殖民化运动的结果.非洲人民系统地提出了民族权的概念和内容,全面关注集体人权,尤其是对以发展权和自决权为核心的第三代人权的确认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集体人权观主要体现在以<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为主体的非洲人权法中.     

古代罗马与古代儒家的抵抗权思想比较

在中国法治建设中需要积极恢复与倡导人权和抵抗权精神,进一步将各项法律中规定的抵抗权(抵制权)落实到位。在此方面,对罗马公法的抵抗权原理与儒家法文化传统的抵抗权精神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为人民主权论与民本民胜论、良心博爱论与自然人权论、道法天刑论与自然法思想、批判暴政与抵抗不义的比较研究。     

人权基本概念的演变与人权发展历程

人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话语,同时也是一个深刻、敏感并极富争议性的论题,其中人权概念就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基本问题。现代人权概念是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人类的人权发展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人权的几个基本概念,厘清这些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权概念本身的演变及其内涵与外延的丰富与发展过程。它们从某个角度记载了人权事业发展的曲折艰难历程和人类在人权事业上不断进步的足迹。     

简论人权的民事诉讼保护

人权大致可分为:自由权、参政权、生存权、请求权和平等权。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进程中应当充分享有上述的基本人权。在民事诉讼中,应保障当事人的自由权能够充分有效地实施;应倡导"官民协商对话"的民主型诉讼模式;在审判程序,特别是执行程序中对生存权加以切实地保护;加强对程序法上的请求权的人权保护;强调对当事人人格尊严的尊重,落实当事人的平等权。     

论环境权的人权属性

对于环境权的属性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可谓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从权利本原的角度入手 ,阐述目前我国研究权利特别是环境权的范式存在的误区 ,提出应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环境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同时 ,对人权的历史发展中概念、性质、主体和内容的变化进行剖析 ,推断出环境权符合人权的构成要件 ,在精神实质与价值内涵上与人权存在固有的联系 ,是一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权。     

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再探——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视角

人权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 ,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权观念 ,这些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可谓殊途同归。自由观是人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这种自由正是现代人权观的应有之义。善恶论是人权的人性基础 ,中西方的人性论在本原上都以性善论为基础 ,但西方的性善论在近代被启蒙学者颠覆 ,促成了法治 ,进而弘扬了人权 ,而中国的性善论始终未被颠覆 ,进而无法形成法治 ,人权观念没有变成人权现实。理性观是人权的文化基础 ,这在西方表现为自然法 ,中国古代也有自然法 ,中国的自然法在抽象层面上表现为“道” ,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乐”。“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的人权观念 ,“乐”所营造的氛围催生了人权观念     

人权的制度表达

人权的制度表达实为以一套逻辑化和实证化的权利运行机制贯彻和推行一定的人权观念和人权理论。实证化的人权形态主要包括 :作为自由主义人权观制度化表达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作为社群主义人权观制度化表达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以及作为人权制度新进展的发展权和环境权。     

人体基因财产权研究——“人格性财产权”的证成与施用

按照经典权利理论中人/物、人格权/财产权的二元界分逻辑,人体基因作为整全的人身的组成部分,处于人格权的保护之下,被禁止用于谋利性交易。然而,随着基因科技的发展及基因的产业化应用,人/物的界限被内移到了人自身,人体基因也日益外化而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当基因科技的施为力量已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经典权利理论所依仗的人/物二元界分的基础时,试图非此即彼地以人格权或财产权来界定人体基因的法律属性,都不会实现关于基因利益的公平分配和确保人格不被减等的结果。问题的出路,似乎在于在人格权和财产权的混同处,提出一个新的人格性财产权的范畴界定人体基因的法律属性,并综合运用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机制来保障基因资源提供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