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印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将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和亚洲与世界的利益而友好地、兄弟般地合作。”① 以甘地的个人声望与影响 ,这些话在以后的中印交往中继续产生着作用。二战中的印度处于既反对德日侵略又欲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复杂局面中 ,但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 ,并未急于给中国的盟国英国出难题 ,而大大地延缓了印度独立的日程。尼赫鲁作为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 ,制定并实施了长期影响印度的若干基本国策。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 ,尼赫鲁的思想具有浓重的文化亲和色彩。尼赫鲁虽对传统宗教的僵化倾向持批评态度 ,但他对宗教本身尤其是佛教尊重颇高。他说 …     

美国的南亚战略与中印关系

2011年是奥巴马政府推行新的南亚战略的关键一年。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南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反恐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目标,但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谋求一系列改变,美国选民也希望看到与小布什政府时期不同的战略,其中显然包括了反恐这一领域。对奥巴马来说,要实现其在上次大选所许的承诺,恐怕阿富汗是绕不过的一关,也是外界可能赖以评判其新战略的关键。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美国军方果然不负当局的希望,于5月1日给华盛顿带来了击毙本·拉登的好消息。该消息的地缘政治效应扩散之际,奥巴马宣布了美军从阿富汗开始撤军,初步勾勒出美国的阿富巴战略。本文拟从此点切入,进而讨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本地区大国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开展合作的前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印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两国的关系发展受到阻碍。从英国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英国是绝对不允许这种关系发展的。为了稳固其政权,英国一方面加紧了对印度的控制;美国出于战后的战略考虑,更是频频干预印度问题;蒋介石在对待印度问题上过分看重印度国大党,忽视了穆斯林联盟的力量。蒋介石的决策失误,这导致中国抗战未能得到穆斯林联盟的有效支持。     

浅析制约中印关系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

中印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 ,有着相同的过去和现在。长期以来 ,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但是 ,由于长期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 ,印度当权者继承其安全理论 ,为中印关系的发展投下了深重的阴影 ;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 ,更成为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直接诱因 ;容留达赖流亡集团又是牵制中印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印巴关系难以调和 ,也影响中印关系的改善。然而 ,和平与发展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后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对美国对华政策遏制派还是接触派都起作用。遏制派试图像对付苏联那样来对付中国 ;而接触派则想促使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但双方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 ,即彻底清除共产主义。无论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还是布什共和党政府 ,对华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核试爆后的中印关系及其走向

一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了核试验,这打乱了70年代以来中印致力恢复双边友好关系的进程。但是,当核爆炸的尘埃落定,我们发现,被喜马拉雅山隔离的这两个国家都在努力克服被有识之士称为“暂时性”的困难,双方都表现出希望恢复正常化的强烈愿望,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冷战后中印关系初探

中印两国在历史上保持了睦邻友好的关系。冷战以后 ,特别是“9.11”事件之后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和各自的国情与任务 ,两国持续、稳定地增强了经济、科技、贸易、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也加强了政治、军事上的往来与交流。本文对这一时期内的两国关系作简要回顾 ,并对两国发展双边关系、进行友好合作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作初步的探讨。     

合纵连横中的中印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双方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已初告建成。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在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下,各力量中心在不同领域进行合纵与连横。合纵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和进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时互相配合,坚持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立场;连横则指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仍然积极拉拢印度制衡中国,构建对华包围圈。中国和印度对彼此“阵营”身份的认识,成为影响中印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而且近年来中印关系的互动,也被渲染上了两种发展中国家崛起模式之争的新内涵。     

冷战后美国对越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后美越关系大为改善,但是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对越政策.美国一方面要遇制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接触来促使越南的"演变",并使其成为可利用的战略力量.这种矛盾性的政策成为制约美越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学理因素探究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约瑟夫·奈的"软实(权)力说"等均对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确立、实施和调整产生了影响,他们学术思想中的政策相关性更构成布什政府对中东战略的重要学理依据.其中,亨廷顿与福山等人的学术理念对"布什主义"影响甚深;约瑟夫·奈则对布什政府修复"美国形象"、后布什政府重振国家实力等积极建言.在美国对中东战略陷入困境之际,亨廷顿等人的学术观念亦遇到现实的严峻挑战,且政府与学界都出现了调整与反思的迹象.探究这些重要的学理因素,旨在深度体认并预判美国对中东战略及其走势,反思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学界强化研究"思维的主体性"所产生的销蚀力,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冷战后马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冷战后马美关系的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马来西亚围绕着区域经济开放与自由化等问题与美国较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和美国政要围绕危机爆发原因、是否接受IMF援助,特别是围绕“安瓦尔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两国关系降到冰点;三是布什总统上台后,特别是“9·11事件”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有所合作,关系逐渐缓和。冷战后马来西亚对美国的态度以及马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是马来西亚对当时美国亚太政策的做出的反应,马哈蒂尔本人的外交风格使这种反应更为激烈,但并不是马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     

后冷战时代叙利亚与美国关系

冷战时期叙利亚与美国关系长期冷淡,海湾战争后叙美关系得到较大改善;九一一事件后,在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叙美在如何界定恐怖主义和由谁主导反恐斗争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叙利亚坚决反对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但在美国的压力下给予了一定合作;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结束了“叙黎特殊关系”,叙利亚处境较为孤立;未来叙美关系仍将在合作中存在根本性分歧,但继续保持合作。     

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使俄罗斯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出现并发挥了有利于中国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可能持续存在 ,但目前作用有限 ,尚有潜力可挖。中俄关系中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要想使俄罗斯因素继续在中美关系中产生积极影响 ,应谨慎对待并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俄罗斯因素作用的局限性也说明 ,冷战后大国关系中的合纵连横色彩已趋淡化 ,谋求合作以促进自身利益逐渐成为新趋势 ,从力量平衡的角度出发过分倚重一国抗衡另一国 ,既没有必要也不明智。     

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因素始终对中俄关系起着重要的推动和牵制作用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绝不是决定性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中俄关系是两国地缘政治和长远战略利益的需要 ,而不仅仅是对抗美国压力的一种策略     

冷战结束以来俄日关系的新变化

冷战后,俄日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双方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从对抗走向合作。近年来,两国关系在国际热点问题、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双边经济合作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但是,一直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始终制约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展。尽快解决领土问题是俄日面临的迫切课题。从长远看,无论将来领土问题如何解决,俄日两国互有需求、彼此借重、谋求合作的积极趋势不会逆转。     

冷战后美国与拉美合作机制的演变

4月 2 0 -2 2日 ,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开。除古巴外的3 4个美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加强民主和促进安全等问题 ,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冷战结束后 ,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以及相关的部长会议增多 ,成为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主要合作机制。而冷战时期相当活跃的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和国际会议在冷战后却处于沉寂状态。种种迹象表明 ,冷战后美国和拉美之间的合作机制开始发生变化。一、冷战时期美拉联盟机制的兴衰　　美拉之间总体的合作机制最早始于1 9世纪末。 1 890…     

美国构建后冷战东亚安全模式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与调整,已初步形成和正在努力打造后冷战时期的安全网络模式,即：以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和海外基地为基石,以双边军事同盟与准同盟为轴心,以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为辅助模式,以与区域内非同盟、准同盟国家和区域组织进行高层对话为补充形式,在美国的主导下交叉运用。     

Europe in Taiwan's Post-Cold War Foreign Relations

The article examines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both Western and East Central),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Taiwanese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the 1990s and 2000s, as well as to the European responses. It argues that although Taipei's greatest triumphs in Europe—such as the arms deals, diplomatic or consular agreements or gaining support for membershi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roved either sporadic or short-lived, their very existence demonstrated that the China factor did not necessarily restrict the European nations' choices with regards to the Taiwan issue. This was particularly so when Taipei's economic rewards seemed sufficiently compensating for China's economic or political sanctions. More importantly, however, Taiwan—through economic diplomacy—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strong foundations for long-term dialogue with all of Europe through representative offices, bilateral committees, parliamentary exchanges and periodical visits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Thus, Europe's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hich focused mainly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issues, not only facilitated low-key political dialogue with the island, but also stimulated Europe's interest in the geo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