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改革进程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县级政府是我国行政体系中具有特殊职能的一级行政单元,在国家治理和政府运作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县级政府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其职能构建与发展目标之间的错位和不谐调,严重影响了县级政府应有作用的发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革现存的政府管理与运行模式,推进政府转型,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县级政府改革发展的根本途径.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角色重新定位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改革政府"的浪潮,"重塑政府角色"成为政府改革的主旋律。在全球性"改革政府"的浪潮中,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探求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而有效的政府角色。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揭示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以适度的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并进行调节。在当代中国,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取向的改革正急切地呼唤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理念。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下,对政府角色现状进行分析,给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有利于寻求市场与政府的最佳结合点。     

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失灵及其角色的动态转换

政府自身的行为偏好、政府垄断、政府决策与执行困境以及对政府的监督困难,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失灵、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政府没有根据市场、社会的发育情况,适时、动态地转换自身的角色。在提供公共服务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其角色需进行动态地转换,转换的速度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适应。目前我国市场和社会发育不成熟,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强。政府应继续发挥较大的作用,重点充当培育市场主体、弱化作为生产者和理顺作为安排者的角色,并不断实现其角色动态、渐进式的转换,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阶段与转换: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角色思考

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进程和效果。本文认为,在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能否实现准确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是对政府责任的拷问和政府能力的考验。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来看,在农村社区的起步阶段,政府更多的是担负治理者的角色,实现善治是其基本的职责,也是对其能力的考验;在农村社区的发展阶段,政府应显示出协同政府的特点,更多是发挥合作与协商的作用;在农村社区的成熟阶段,按照自主治理理论,农村社区走向自我治理,政府更多的是发挥服务的职能。     

新时期县级政府放松规制的动因分析与对策选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 ,县级政府的政府规制过度与不当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县级政府放松规制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县级政府要适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就必须主动采取各项有效的对策 ,大力推进政府规制的放松 ,从而切实取得放松规制的成效。     

县级政府网站建设:问题与对策——以山西省为例

加快县级政府网站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山西在县级政府网站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仍有差距,存在着网站域名不统一、更新速度慢、缺乏统一规划等问题.为此.应该从科学定位政府网站、加强统一规划、完善网站内容及建立相关制度等方面加强山西县级政府网站建设.     

西方重塑政府角色理论及启示

改革政府、重塑角色,促使行政学以及相关学科出现了许多新理论、新观点。我国的政府改革应深刻总结过去改革的经验教训,借鉴西方重塑政府角色理论的积极举措,以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新的政府角色。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作用定位问题探析

我国要在本世纪20年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政府在经济条件下,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即:政府的作用怎样定位?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对此,本文进行了初步探析。     

县级政府能力的构成和评估

县级政府是具体治理一个县的广义政府,它能力的状况与县域社会密切相关;县级政府能力由规划发展、制度创新、资源配置、市场规制、提供公共物品、组织协调、社会控制等方面的能力构成;为了准确说明县级政府能力,必须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估。     

转轨期政府权力悖论的形成原因

政府主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双重作用,这种双重作用实质上是我国转轨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政府权力悖论。这一政府权力悖论的形成原因如下: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角色矛盾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表现为改革主体与改革客体、公共权力主体与国有产权主体及制度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三组矛盾;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利益冲突是其产生的主观动因,表现为某些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背离及一些政府组织机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是其产生的制度环境,表现为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及中央与地方委托-代理关系错位加剧;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在形成、发展与壮大过程中扭曲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助推了政府权力悖论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