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伦理观探析——对“斯密问题”的探讨

笔者通过分析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利己、利他人性观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 ,斯密的利己、利他人性观并不矛盾 ,而且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从这个意思上说 ,“斯密问题”也就不存在。     

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职能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可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但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失效区”,还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但当政府调控占主导地位时,又会产生“政府失灵”,从而使人们重新寻找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的计划经济,而往往是二者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关键是如何结合的问题。     

国家权力增长限制与地方行政主导

由于政治经济紧密不可分的特点，对政府行政体制的研究，离不开经济学的介入。本文通过追溯亚当·斯密、凯恩斯和布坎南的经济理论，围绕国家权力增长与地方行政主导展开分析，并对地方行政主导的可行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府服务观视阈下“服务型”乡镇政府的建设

作为最基层政权机构的农村政治上层建筑——乡镇政府代表着国家在“三农”领域践行政府服务观。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以农促工”时期，“无产阶级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服务观在“三农”领域的践行中带有“工业／城市／市民偏向”的特征。“以工促农、以城支乡”发展战略的出台、农业税的废止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政府服务“三农”的切实践行提供了现实依据，使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成为时代发展的必要和必然。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需要培育利于乡镇政府服务“三农”的宏观财政环境、建立精简、高效的服务“三农”的乡镇机构以及搞好乡镇政府服务“三农”的人力资源建设。     

关于“众手成志”的实践与思考

修志历来有“众手成志”之说。众手成志之“众手”，各有所指，各有所用，侧重不同。一是领导“推手”：重视修志工作，人力物力支持；二是供稿人“托手”：提供资料翔实，打好坚实基础；三是专家“拉手”：出谋划策，解疑释惑；四是编辑“抓手”：分工负责，各把一路；五是主编“控手”：谋篇布局，总体把握。“众手成志”，只有众手都出力，并且形成合力，发挥集体智慧，才能成就一部高质量的志书。     

“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辨析

“服务型政府”反映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法治政府”是“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从“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提出的背景、基本内涵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采看，“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法治政府”。     

增加有效供给的必要性及其方法

宏观调控,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日益显现,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虽创造过几多辉煌,却也经历了无数次危机。尤其是爆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那场经济危机,至今西方人谈论时还心有余悸。 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21世纪,真正觉醒的中国人,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市场为取向,全面深化改革,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逐步发挥出来,极大     

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述评

亚当·斯密在1776年5月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利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而凯恩斯地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必须用“看得见的手”——政府手段调节资源配置。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政府调节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为主与政府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     

“有权不可任性”的政治意蕴初探--兼谈学习《政府工作报告》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是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幽默表述，这不仅是一句流行的话语，更是建设现代政府的宣言，有着深刻的政治意蕴。从宏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优化政府职能，实行简政放权；从中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就是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从微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权力观。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与西方政府中性化理论评析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二战后在西方世界风行的政治学流派 ,其核心方法论原则便是它的“价值中立”论。政治学研究既不应当绝对地“价值中立” ,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 ,它应当是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而且建立在“价值中立”原则基础上的所谓政府中性化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观为我们正确地认识政府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 ,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威性公共管理机构 ,其履行社会职能、实施社会管理 ,从根本上讲还是为统治阶段服务的 ,政府不可能是中性的。     

论经济调节的“第三只手”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受着“三只手”的调节。第一只手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二只手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还存在着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第三只手———以市场中介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性组织和社会公共道德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三只手”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第三只手”的调节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模式。中国选择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它具有许多优长之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危险。中国今后的法治实践需要着力思考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及其监督“政府权力”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大力培植社会的和民间的法治资源，推动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     

质疑“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决定政府转型目标的实现。政府权力法定,政府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我国近年行政学界流行的“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论,从法理、管理、哲理等角度看值得商榷。加大改革我国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促使政府政治化权力转为法治化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政府的责任心。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政府“内部性”新探

本文从政府“内部性”的涵义及表征对政府“内部性”进行了分析。在明确了政府“内部性”涵义的基础上，从人性、政府权力及制度三个角度阐释了政府“内部性”产生的原因，从而为认识并找出减弱政府“内部性”负面影响的方法提供了有益前提。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整合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辩证展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行政体制改革中,就是要建立起服务型政府,只有政府是服务的,最终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政府行政改革目标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形成能够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政府运行机制;建设能够促进先进文化发展的机关文化;创造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务环境,从而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政府意识:从“革命”到“改革”的嬗变

政府意识是理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的突破口.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意识的载体.利用定性分析软件Nvivo对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革命”和“改革”词汇展开词频分析和相关的文本内容分析,再用定量分析软件SPSS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来回答如下问题:“革命”和“改革”的政府意识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之间到底是替代关系还是催化关系?如此基于中国事实,站在中性实然立场,运用定量实证方法展开政府意识文本研究,考察“革命”意识与“改革”意识在时间历程上的关系,观测我国政府意识现状及其变化规律,把握我国意识形态现实所处的时代坐标方位,将有助于洞悉中国社会转型深层问题,把握中国时代脉络,紧跟社会发展步伐.     

“任务—能力—动机”视角下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的逻辑探析

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终端,基层政府时常陷入“层层加码”的困局。探明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背后的行为逻辑,对于推进基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任务—能力—动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并非仅与静态体制结构有关,而是多重影响因素动态发展且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的行为逻辑是其经历了任务范畴从经济到“经济+综治”的转换、能力要求从常规到“常规+应急”的转型以及动机偏好从谋利到“谋利+自保”的转变,这三个方面的动态变化是审视与解读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的重要窗口。     

论政府行为变异与“好政府”的构建

自党和国家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以来，尽管政府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实中政府行为变异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仍广泛存在。于是，构建“好政府”便成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通过加强政府行为的服务性；倡导政府行为的有限性；加强政府行为的法制性；加强政府行为的责任性等途径矫正政府行为，构建“好政府”。     

现代视角下的“政府失灵论”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将“经济人”模式应用于分析政府行为,从而创立了“政府失灵论”,揭示了“政府失灵”的表现及其原因,并且提出了进行补救的相应的政策建议。但是,从现代视角来看,“政府失灵论”既有时代的先进性,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对其要有清楚而正确的认识;借鉴“政府失灵论”的有益成分,要解决我国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法制化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加大反腐力度,消除寻祖滋生的土壤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