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能再崛起吗——俄罗斯民族发展钟摆性与兴衰周期浅析

“俄罗斯能否重新崛起”虽然是现实的和前瞻的问题，但是答案却藏在俄罗斯历史的深处。本文尝试展开俄罗斯历史的视野，从俄罗斯文化对其民族性格和社会发展道路影响的视角，阐释俄罗斯民族发展呈现出“东方化一西方化一东方化”、“分一合一分”“钟摆性”的周期，以及这种周期与俄罗斯民族兴衰的联系。论文认为，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曲线来看，叶利钦／普京时代处于一个新的“西方化”的、“合”的兴衰周期的起点。当然，俄罗斯崛起的道路将崎岖曲折、荆棘丛生、关隘重重。     

韩日间＂独岛＂领有权争端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近年来韩日两国围绕“独岛”领有权历史问题的争论一直影响着韩日关系的发展，因此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日韩双方对纠纷的由来说法各不相同。“独岛”领有权问题不只是领土之争，其中也包含着军事战略价值和海洋权益之争。对韩国而言，还包含着对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是朝鲜半岛民族历史认同和自身认同的民族感情的体现。     

俄罗斯人认知中穆斯林概念的缺失

尽管世居穆斯林的人口比例相当高，尽管今日的车臣等穆斯林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俄罗斯人却很少提及伊斯兰教文明，在俄罗斯人的认知中缺少穆斯林的概念，穆斯林并没有很重要的地位，更没有成为文明冲突的一方。在俄罗斯学者的笔下，穆斯林只有“鞑靼人”、“山民”和“吉尔吉斯人”。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穆斯林文化是落后的，习俗是古旧的，是终将被东正教或工业文明取代的。这种对穆斯林认知中存在的缺陷也是俄罗斯棘手的民族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回归与重构：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民族主义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在俄国历史上历经三次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的冲击。20世纪末，伴随着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浪潮，俄罗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其“民族主义”问题再次凸显。因此，复活传统民族主义，重构民族精神以填补意识形态空白，增强民族认同成为俄罗斯在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俄罗斯政治整合的联邦化路径探析

俄罗斯独立以来，地方分离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严重困扰着国家。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实现政治整合构建真正制度化的联邦体制，已成为俄罗斯面临的极为重要的问题。俄罗斯联邦制改革和政治整合体现了联邦化的双向进路和两面运作。联邦主义理念的要求和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发展状况，使得俄罗斯政治整合的联邦化路径会由“人治”特点的权威主义转向宪治。     

中国俄罗斯族的由来

1935年在新疆加入中国国籍的俄罗斯人获得“归化族”的族称,但这个族称带有侮蔑性。1953年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为消除民族歧视,将“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1981年11月28日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此后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一部分中俄混血人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俄罗斯族。     

论俄罗斯新制度安排及其特点

现阶段，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与俄罗斯本土价值观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它们被认为是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基于以下社会背景：第一，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罗斯转型1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第二，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及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动；第三，“可控式”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及其未来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这种推断的基础上，本文对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及其主要内容和具体表现，以及它对于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促进俄罗斯崛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试图给出一个结论：俄经济发展将有可能沿着具有俄罗斯特征的“可控式”制度安排的方向演进。     

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跨国民族——列兹金人问题论析

列兹金人是高加索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南部和阿塞拜疆北部地区。该民族跨国而居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征服高加索后对边界的重新划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确立国界线，再次将列兹金人问题推至幕前。当前，在俄罗斯、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共同管控下，列兹金人问题维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但由于领土争端、对比差距和外部干涉等可能激化矛盾的因素仍然存在，且短期内难以消除，列兹金人问题这座“休眠的火山”有可能被引爆，成为继南奥赛梯问题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之后高加索地区的又一民族热点问题。     

俄罗斯民族的苦难意识

对于苦难，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在俄罗斯，人们崇拜苦难，甚至享受苦难。在他们看来，受难者往往是圣人，受难的民族也往往是英雄而神圣的民族。在俄罗斯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方面，苦难意识“往下走”，进入到历史发展的社会层面，进入到寻常的生活中；另一方面，苦难意识“向上拔”，提升到宗教哲学层面。二者相互渗透、影响、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特殊的民族心态之一。苦难意识使得俄罗斯人能够勇敢地面对灾难，具有在灾难中生存的能力；但同时，它也会盲目地自我崇拜，居功自傲，甚至夜郎自大。     

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分析

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经历了长期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并于1999年出现经济复苏和恢复增长的势头,这一势头持续至今。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俄罗斯转轨以来的政策博弈和公共选择过程密切相关。首先,公共选择博弈使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转轨政策失败,进而把制度安排锁定在非效率的结构中,这是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程度深而且时间长的重要原因;其次,2000年以来俄罗斯社会趋于稳定,公共选择程序和机制在向有序化和建设性方向发展,经济形势也随之好转,并有望保持下去。     

俄罗斯新权威主义历史探因

本文在简要介绍俄罗斯当代“新权威主义”政治特点的基础上，从和东正教有关的“君权神授”思想和“第三罗马”理论与普京时代政治体制之间的思想联系入手，分析和论述了“新权威主义”产生的来自俄罗斯民族历史及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旨在揭示隐藏在社会发展形态之下的深层民族性格动因；指出俄罗斯目前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形态和格局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其今后的态势走向也必定遵循一定的规律，并充分满足和显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求。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经受了剧烈震荡的考验，目前正在恢复常态。大多数人已放弃苏联时代的认同，树立了“俄罗斯公民”的新的民族认同。群体历史记忆。特别是对苏联时代的记忆，是俄罗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民族自豪感依然很强烈，表明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有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     

后冷战时期波兰的民族认同与俄罗斯观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民族的“他者”的变化互联互动。饿罗斯在波兰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以“他者”的角色而存在，对后者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就波兰人的民族认同来说，俄罗斯的负面形象发挥着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功能。后冷战时期的波兰完全放弃了关于其身份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旧有观念，其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剧变后的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深刻影响着后冷战时期波兰的俄罗斯观的转变和波俄关系的调整。     

论俄罗斯在车臣的反恐战略

前苏联解体后，车臣问题成为危及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的严重隐患。莫斯科人质事件说明，在“9·ll”后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新范式。在世界各国政府联合反恐的国际背景下，车臣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俄车臣反恐战略应定位于瓦解民族分离的思想体系、全方位拓展车臣决策的外交空间以及建构国内反恐机制等三个层面。     

原苏联地区俄罗斯人问题研究综述

俄罗斯人问题是原苏联国家最重要的民族问题，因其矛盾的尖锐性、在原苏联国家存在的广泛性以及对地区政治影响的严重性而倍受学界关注。本文明确俄罗斯人问题的涵义，基本概念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三个方面综述俄罗斯人问题研究，并分别对俄罗斯学者、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研究给予扼要评价。     

转型以来俄罗斯的民族问题

在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所引发的民族问题中，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尤为引入注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从联邦国家层面来看，主要是以联邦主体为单位的各主体民族与俄罗斯族的关系问题；第二，从联邦主体层面来讲，各联邦主体内部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问题。从转型以来俄罗斯联邦的宪政结构与联邦化的制度实践来看，俄罗斯先是采用协商性的联邦制，而后到普京时期又辅之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进程与制度构建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东正教对冷战后俄罗斯的影响

作为形成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印。冷战后，东正教的复兴不可避免地对俄罗斯新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王权与教权的统一和救世主观念有助于俄罗斯中央权力的加强；“第三罗马”观有助于俄罗斯国家主权的捍卫；上帝之爱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但东正教的群体意识和遁世性伦理观对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新的形势迫切要求俄罗斯东正教与现代社会接轨。     

俄罗斯公民参与的法律解读及评析

体现着公共治理基本价值的公民参与已经成为俄罗斯法治国家公民性型塑以及市民社会培养的最直接的方法和途径。公民参与权在俄罗斯宪法的确立以及俄罗斯公民参与的程序规则获得的立法保障,使得公民参与成为了俄罗斯国家公共治理的最重要的社会表达方式之一。同时,公民对国家管理的有序参与为俄罗斯民众提供了表达其社会诉求、实现其自身利益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公民参与已经成为俄罗斯法治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平衡支点,为俄罗斯实现国家同社会的密切联系,避免官民之间对抗与冲突起到了很大的化解作用。俄罗斯公民参与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提供某种可参照的范式。     

阿以冲突的四大症结

阿以民族冲突的实质是阿以两个民族之间的领土之争,利益之争。自昔至今,阿以冲突就夹杂了民族的、宗教的和大国背景等各种因素,加之阿以民族冲突在历史长河中的嬗变,使阿以问题更加错综复杂。综观阿以冲突的历史脉络,主要存在以下四大症结:一、民族主义近代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即“一个民族要建立一个国家”,强调2500多年前曾存在过希伯来王国,号召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犹太复国运动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总部设在维也纳,赫茨尔当选为主席,确定…     

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及前景

“主权民主”是俄罗斯从当今国际政治现实及俄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而提出来的，它体现了普京的治国理念与政治哲学，折射出俄罗斯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但在俄国内，对“主权民主”的科学性、合法性及其价值定位，都还存在着争议。“主权民主”反映了俄罗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的政治现实，但它毕竟是一种过渡性政治形式。从长远看，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仍将以民主为导向逐步健全与完善。作为一种理论，“主权民主”上升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不大。俄罗斯主权民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如何，有待世人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