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遍伦理质疑的质疑——兼论从普遍伦理看道德信仰的根据

信仰的终极性决定了道德信仰的对象应当具有可普遍化的规范或价值.普遍伦理的诉求是重建道德信仰的前提,它既是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对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道德相对主义的积极回应.求异避同的传统单向思维是质疑普遍伦理的方法论症结.     

当代大学生消费伦理原则刍议

"80后"、"90后"的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在消费观念上与同龄人具有相同与相异之处。比较而言,他们属同龄人中文化知识水平较高、思想道德素质较好的群体。因此,他们的消费观念对同龄人具有表率与示范作用。重视大学生的消费方式,不仅有益于大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也利于为社会同龄人提供良好的示范与表率作用,这要求大学生应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遵循相关的消费伦理原则,即:合理原则、适度原则、健康文明原则、节俭原则。     

西方法官职业伦理的法治底蕴--西方法治理念对法官职业伦理的影响

西方古代法治理念的演变一直影响着法官职业伦理的发展历程,之所以从希腊人入手考察法治理念对法官伦理演化的影响,是因为希腊的先哲们对正义与法律的观念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们提出的研究方法和解决问题的进路是持久的,乃至罗马的法学家们沿着他们的思路进一步发展了法官伦理的内涵。     

浅谈法律正义与更高层次的伦理正义之间的关系

通过理解法律,正义,伦理正义,探讨法律正义与更高层次的伦理正义之间的关系。     

商业伦理：从自律到规章

研究证实,只有高层管理人受高度支持,伦理规范才会得到重视。有些公司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6％的公司当中,主抓伦理规范工作的就是董事会或者首席执行官,这个比例比四年前上升了16％     

后工业时代的消费革命——论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

法国当代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把"符号消费"作为分析后现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个关键性术语。消费在后工业化时代成为了一种主宰性统治因素,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消费的功能的变革使得符号的系统化运作成为了社会新的组织原则,同时后现代社会在意识形态、社会维度和消费伦理三方面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景观。     

正义的追寻——以法官的司法职业伦理为基点

正义是法的追求也是法律职业者的伦理要求,本文主要从法官应具备的职业品格角度探求正义的光辉,通过大量名人名言和充满哲思的小故事,揭示了法官的良知和禁忌,再现了司法职业者的道德光辉,也为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因筛查违背伦理道德吗?——从受益原则到亲子美德伦理

近些年来,筛查遗传疾病的胚胎产前诊断技术应用在我国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相关基因纳入了医疗机构的诊断和筛查范围。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伦理道德”主要是指医学伦理领域的基本规范性原则,其中包含自主、受益、禁止伤害以及正义四项基本原则。由于对胚胎的基因优化筛选涉及亲子两方,亲子美德伦理为受益原则提供了健全有力的解释。受益原则涵盖亲子双方,以实现子女蓬勃焕发的人生为目标。这一目标既包含子女个体的福祉或幸福,也包含亲子关系上的独立平等。在这种理解下,超越疾病治疗和预防目的的基因优化筛选违反了《民法典》规定的“伦理道德”要求,为法律所禁止。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金融监管法正义性分析

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但其从来都不是空洞和抽象的,需要用具体的方法和标准对其进行诠释和分析。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今天,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金融监管法的正义性价值目标进行分析和诠释,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体系,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意义深远。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进行分析,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正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浅论消费的伦理学意义

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更具有伦理学意义,本文从消费伦理存在的理论基础,社会基础的两个方面论述了消费的伦理学意义.     

论作为高层次伦理规范的正义

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所憧憬所讴歌的景状 ,从柏拉图到罗尔斯 ,西方学人叙说了数不清的关于正义的见解 ,既贡献了种种经典性论说 ,也使正义成为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正义实际上不是虚玄的事物 ,它也像法和道德一样 ,是为社会生活提供标准和指明方向的规范 ,不过不是普通的规范 ,而是高层次伦理规范。正义对主体的精神和行为都予以调整。正义不取文本形式 ,不是明文记载的制度 ,而是以观念化的形态存在于人的头脑、心灵、社会舆论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之中。正义是人们无法捧读的 ,但它却像时间一样 ,时刻就在我们身边。正义是伦理规范体系中规格和境界最高的规范 ,它以一系列美德或善为其基本内容。正义要求个人具备公平、公正、公道、正直、合理的美德 ,要求国家和社会体现自由、平等、安全这一类善 ,而法如果与正义结合便成为良法。正义的强制力比法更深刻 ,它以理性为强制力量 ,不以国家强力和法定程序保障其实现。正义的触角或统辖范围远远大于法的范围 ,它是关涉领域最广、时空跨度最大、尤具普适性的社会规范。在迄今衍生的形形色色正义理论中 ,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学说 ,影响尤为深远。正义具有绝对和相对两重性 ,是绝对和相对的统合 ;具有主观和客观两重性 ,是主观和客观的统合。正义是以具体的形式     

从“处女嫖娼案”谈正义对法律的重要性

正义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是人们自古以来追求的东西。正义对法律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正义对法律的先导作用、正义对法律的检验作用、正义对法律的弥补作用、正义是法律追求的目标四个方面阐明正义对法律的重要性。     

读施塔姆勒《正义法的理论》有感--以正义法与伦理的关系为视角

在法哲学中,康德受柏拉图所开创的“善的理念”论的影响。施塔姆勒作为新康德主义法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法哲学相关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主张。《正义法的理论》是施塔姆勒法哲学思想的主要体现,文章以施塔姆勒正义法与伦理的关系为视角,分析正义法在法治社会的具体实践。     

支撑现代政治正义制度的美德精神——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

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揭示:现代政治正义制度无法脱离公民美德精神而独立存在,必须获得公民美德精神的支撑.不同思想家关于现代政治制度正义与个体美德关系的论辩分歧,事实上均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提出了统一二者的渴望,这表明二者是互为依赖、互为因果、双向互动的互反馈平衡系统.     

从伦理规则到生活法则——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史的另类解读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国家制定法的发展和演变,就可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规律:从伦理规则向生活规则的演变,这一点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残酷的。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立法时应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     

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冲突关系的质疑

正义本身就是一个标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被合理平衡的概念,这种平衡可能动态地体现在某种程序中,也可能静态地体现在某一结果中,因此只存在程序是否合乎正义,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并不存在程序合乎“程序正义”,结果合乎“实体正义”的分别。人权保障和真实发现都是程序所必须平衡的利益要求,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应被理解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根据,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冲突。     

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制度重构——从“科技向善”到“专利向善”的法律安排

伦理审查是专利授权审查的重要环节,旨在克服技术伦理问题向专利审查活动延伸并由专利授权而向市场乃至社会范围扩展的现实挑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大量饱含伦理争议的技术成果进入专利授权审查流程,因而强化专利申请伦理审查的实践诉求也随之日益凸显。但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利益驱动下,却出现了与之相反的“伦理最小化”思潮,使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日渐式微,甚至流于形式,不仅专利授权的公序良俗要求不被重视,专利授权的伦理例外规则也被一再突破。对此,应立足现实需要,结合社会公众的意见反馈,并通过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精细化设计与规范化运作予以化解,既要在内容层面上推进伦理原则的具体化和例外标准的动态化,还要在程序层面上实现伦理审查顺位的明确化、标准的体系化与机构的专门化。     

立法伦理与算法正义——算法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制

人类设计算法、运用算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并优化社会结构.算法黑箱存在的前提预设是人类对因果关系的认知断裂,算法黑箱针对自动化决策过程中特定的算法用户.在一系列的数据代码背后是算法主体的行为目标和价值选择,不同价值选择加上算法的涌现性和自主性的复杂特质导致相关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冲突...     

专利权益分配的伦理正义论

分配正义是专利权益分配实践的首要伦理价值追求。无论是确定专利权属的初次分配,还是展开专利交易的再次分配,伦理正义都是其运行的本质目标。然而,专利权益分配在实践中往往不能总是依照基本伦理要求进行。专利权益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过程中一系列的伦理争议也由此诱发。而之所以在专利权益分配实践中会出现伦理偏差问题,则是由初次分配中各个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失衡和再次分配中专利权人主导下契约机制的运转失灵所造成。为实现专利权益分配的伦理正义,有必要在专利权益分配的基本伦理价值选择与原则框架的指引下展开具体的法律规则设计,以强化专利权益分配正义的伦理保障。     

权利观念的中国化——从民族国家选择到社区伦理挑战

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外来权利观念与在地经验之间的关系。所谓在地经验,包括民族国家的认识和社会民众的认同两个层面。这也就意味着,权利观念进入中国要经历双重语境化的过程。一方面,引入外来权利观念是中国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需要,并且权利观念会随着国家治理策略的改变而改变;另一方面,权利观念一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强力推行进入社会生活,有可能会加速既有社会结构的解体。由于新的社会结构并不能很快形成,反而使得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对于转型社会而言,以个体权利为基础,同时强调公民社会责任的共同体观念的建立就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