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及其治理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畸高。随着这些人口渐次进入婚龄，男性婚姻挤压就是必然结果。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受婚姻收益最大化的驱动，在向发达地区劳务迁移的同时，实现了婚姻迁移，而民族地区农村男性在劳务迁入地婚姻市场缺乏竞争力，只能回乡择偶。这一新变化打破了本地婚姻市场性别结构平衡，导致男性的婚姻挤压尤其严重。民族地区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具有扰乱婚姻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和加重养老负担等社会后果和潜在风险。多措并举校正出生性别比失衡、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男性的婚姻竞争力、探索对他们的关爱帮扶措施，是治理民族地区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的主要举措。     

中国当代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研究

大规模跨省婚姻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重要的人口迁移社会现象之一。文章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并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女性跨省婚姻迁移的时空模式及变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水平与性别结构失衡具有一定关联性。性别结构失衡和社会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在中国女性跨省婚姻迁移中的叠加效应开始初步显现。大规模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婚姻挤压的同时,也推高了中西部地区的婚姻挤压程度。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女性跨省婚姻迁移决策的代际变迁——以杭州市萧山区江滨村“外来媳妇”为例

本文基于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滨村35位"外来媳妇"的深度访谈,探讨女性跨省婚姻移民的婚姻迁移决策依据与情境。依照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传统,本文将婚姻迁移主体的生平、身处的社会、决策的时空情境纳入分析框架,检视经济条件、社会资源、社会网络在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时空情境的变换导致三代"外来媳妇"婚姻迁移决策背景的显著代际差异,体现在她们对婚姻交换的不同认知与实践中,并呈现出同龄群体效应。     

婚姻:农村女性迁移的翘翘板——农村女性婚姻迁移的社会学分析

一、研究背景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省内和省际迁移(包括城乡间、城市间及乡村间)日益频繁,学术界对迁移和流动的讨论也十分活跃,有关迁移动机、迁移的选择性、迁移人口的特征以及迁移、流动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已多有论及。但是以往的研究比较重视男、女劳动力以务工经商为动机的迁移和流动,相对而言,对以婚姻为动机的迁移(“婚姻迁移”)的研究则稍嫌不足。以婚姻为动机的迁移者多为女性,表现出了高度的迁移的性别选择性,与其它迁移不同的是,婚姻迁移是一种与自然性别关系(sexratio)和社会性别关系(genderrelat…     

婚姻：农村女性迁移的翘翘板——农村女性婚姻迁移的社会学分析

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省内和省际迁移(包括城乡间、城市间及乡村间)日益频繁，学术界对迁移和流动的讨论也十分活跃，有关迁移动机、迁移的选择性、迁移人口的特征以及迁移、流动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已多有论及。但是以往的研究比较重视男、女劳动力以务工经商为动机的迁移和流动，相对而言，对以婚姻为动机的迁移(“婚姻迁移”)的研究则稍嫌不足。以婚姻为动机的迁移者多为女性，表现出了高度的迁     

社会性别视角下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

近30多年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些傈僳族妇女,因婚姻原因迁移到省外。这些跨省婚姻迁移妇女到省外后,其生活及命运却各有不同,但多数遭遇各种困境。这些困境,折射出边疆少数民族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不适应与艰辛。     

夫妻教育匹配对婚姻关系质量的影响研究

现代社会中,教育匹配已成为婚姻关系建构的重要原则,其影响已超过传统婚姻文化中的"门当户对"。夫妻教育匹配程度提高是否有助于改善婚姻质量、促进婚姻关系的和谐稳定?针对这一问题,文章使用1990-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了20世纪末以来中国已婚夫妇的教育匹配特征对婚姻关系和谐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相当有助于双方对婚姻关系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与之相比,夫妻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双方感知的婚姻和谐性具有不同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方认为其婚姻不和谐的可能性增大,其自报夫妻融洽的可能性较低、表示遭受过婚内暴力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方则相反。这种差异性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异质婚中男女双方的婚姻效用。因此,理解和推动整个社会婚姻关系稳定与健康发展,应当正视不同教育匹配现象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婚姻迁移研究——对豫北R镇的调查

女性婚姻迁移是一种以婚姻作为手段的人口流动,而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婚姻迁移则是一种以(实现)婚姻为目的的人口流动.其流向是从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的村庄迁往交通便利、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或者城镇,其本质是婚姻挤压背景下,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为了增加交换资源以实现婚配而被迫采用的一种策略.该现象将长期存在,且容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妥善预防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新疆维吾尔族的婚姻心理及其特点

婚姻心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心理的反映。其他民族一样,新疆维吾尔族人们也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的婚姻心理及其特点,这些心理的形成受诸多文化因子——居住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维吾尔族的婚姻心理,探讨了维吾尔族婚姻心理的主要特点。     

中国婚姻满意度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家庭卷数据,采用社会定量模型,结合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已婚夫妇婚姻满意度的整体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婚姻满意度的整体水平较高,婚姻满意度受个体人口学特征、子女数量、婚前同居经历、双方交流及配偶替代意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婚姻满意度、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地区与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采取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提升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和性别差异,即：男性生育意愿受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要比女性更为明显;东部地区的生育意愿与个人收入水平的相关性更高,而中西部的生育意愿则与婚姻满意度的联系更加密切。     

“剩男”与“剩女”: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挤压

从社会性别看,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一直存在并不断恶化。近年来,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也遭遇婚姻挤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剩男"和"剩女"现象,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男孩偏好"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打破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的期待,以及择偶的梯度模式,是社会性别视角下婚姻挤压的三大成因。婚姻挤压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从个体角度来看,婚姻挤压直接对青年人的婚姻产生影响。其次从社会角度来看,婚姻挤压会引起社会安全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再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婚姻挤压会给人口再生产带来障碍,造成人口萎缩,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最后,高层次女性的婚姻挤压,直接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解决婚姻挤压问题,必须以对社会性别的平等建构作为突破口。     

面子文化视角下农村男方婚姻高支付研究

本文基于面子文化的视角,通过在豫南F村进行田野调查,分析农村男方婚姻高支付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村男方婚姻高支付与地域性面子文化变化有关。婚俗中体现的面子文化包含规范性面子、人情面子以及炫耀性面子三种内涵。传统上,村民受规范性面子和人情面子影响较大,导致婚俗繁琐复杂,礼节性支付较多。随着经济发展,规范性面子约束机制下降,人情面子工具性增强,炫耀性面子影响增大。这使得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村民受经济驱动,出现婚姻支付"越轨"行为,提高了婚姻支付的内在标准。普通村民受面子文化驱动,被迫提高婚姻支付标准,使得农村婚姻支付普遍性走高。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研究的理论与前瞻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的社会目标,也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可以找到市民化的可能突破点。由于社会流动、婚姻挤压、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尴尬、婚姻策略的盲目调整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特性,丰富了婚姻内涵的同时又带来了很多的社会管理难题。因而以婚姻家庭为突破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层化、专门化研究,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缓解成婚难问题,改变婚姻迁移循环式流动的窘境,减轻抚幼赡老维持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内容。     

论现代女性婚姻策略的困境——基于经济理性的视角

经济理性是分析婚姻家庭策略的重要视角之一,"理性人"从婚姻的选择、家庭的分工与决策、婚姻危机的处理乃至婚姻的破裂都在权衡成本与效益,力求婚姻双方以及家庭效益的最大化。作为婚姻主体之一的女性在一系列选择与权衡中会自觉不自觉的遵循"最大化效益"原则,其权衡涉及两个层面:由婚姻组成的家庭整体效益和作为婚姻一方的个体利益。由于女性作为妻子与作为个体"我"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所做出的选择并非始终一致,甚至可能相互矛盾。加之现代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而现代婚姻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一切使得女性在婚姻决策中常常陷入种种困境。     

试论毛泽东早期的婚恋观

早在“五四”时期,处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的毛泽东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婚恋理论,观察和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婚恋问题,形成了他早期的婚恋观。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树立科学的婚恋观将大裨益。(一)毛泽东早期婚恋观是建立在对旧的婚姻制度尖锐批判基础之上的。首先,毛泽东深刻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中的“婚姻命定”观。所谓婚姻命定,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它受佛教、儒教的“因果说”的影响,把人们缔结婚姻关系看成是“前世注定”的。毛泽东指出:“服从婚姻命定论的婚姻,在中国社会大概要占十分之八。”这些人根本没有品尝过“恋爱”的滋味。在     

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婚姻与生育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延续了传统模式?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大规模综合性社会调查和网络专项调查数据,本研究试图从代际、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探索以上研究问题,分析当代中国婚育观念与行为呈现的模式与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年轻群体在亲密关系形成与婚姻缔结方面有着更为显著的变化,但非传统的生育行为并未明显增多。在婚姻缔结方面,人们行为的变化比观念的变化更加明显,“早婚”与“普遍婚”期望依然存在;在生育方面,民众观念的变化更为明显,不生育倾向明显增加、对女性生育必要性认同度下降和对女性单身生育更为宽容。受中国独特文化影响,子女因素对离婚决策起到较强的牵制作用,也被相当一部分群体视为维系婚姻的决定性因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年轻群体同居与婚前生育均向“劣势模式”转变。此外,终身不婚率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中持续上升,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愈发具有竞争力,“高知剩女”现象在当前已成为一个伪问题。     

婚姻成本的建构及其制度主义分析——基于浙江的调查

当代社会中婚姻成本有逐年加重的趋势,影响着人们对婚姻的幸福体验及理想追求。婚姻成本是一个考察婚姻活动中由当事人所付出的一切有形和无形成本总和,包含了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文化成本、政治成本等。通过对浙江的调查,分析发现婚姻成本中经济成本负担最重,但其它三大成本也在通过形塑婚姻当事人的思想和观念,影响个体的婚姻行为。制度主义是分析婚姻成本飙涨原因的重要理论工具,它对婚姻成本的分析聚焦于婚姻制度与婚姻行动者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无论婚姻制度中的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婚姻行动者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导致了婚姻成本的攀升趋势。     

中缅跨境婚姻子女的生存状况调查——以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为例

近年来中缅边境跨境婚姻逐年上升,其生育子女的人口基数也在逐年增长,他们多非婚生育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遇到了落户务工难、低龄化辍学、收入低、家庭生活困难、上学受歧视、容易误入歧途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已对经济建设、社会和谐、边境稳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应予以重视。     

晚婚化社会下农村男青年的早婚问题研究

晚婚化是转型期我国青年婚姻问题最明显的体现。而基于对豫南南部W村的调研却发现,当地男青年多数在20岁(虚岁)之前就已结婚生子。探究其成因机制得知:农村婚姻市场上适婚女性资源匮乏,催生了男青年及其父母对能否顺利成婚的焦虑和担忧,通过提早婚姻进入的时间,男青年可纵向延伸其在婚姻市场上的择偶时间,提高婚配成功的机率和可能,避免"打光棍"的风险;受近年来农村婚姻市场上彩礼"一年一个价"的驱使,男青年通过早婚,可减轻每年上涨的"附加"彩礼对其家庭的盘剥和压榨。在此基础上,文章得出婚姻挤压促使农村男青年早婚上演的相关结论。最后,文章指出早婚对青年人正常的学校教育、代际关系以及婚姻稳定等所造成的一系列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