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务犯罪缓刑适用的考量

由于职务犯罪在犯罪主体以及侵犯法益上的特殊性,因此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较大,如果对其适用缓刑不当,不仅不利于我国对于贪污贿赂等案件的严厉打击,同时也会破坏法律的公正性,因此就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职务犯罪缓刑适用的考量

由于职务犯罪在犯罪主体以及侵犯法益上的特殊性,因此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较大,如果对其适用缓刑不当,不仅不利于我国对于贪污贿赂等案件的严厉打击,同时也会破坏法律的公正性,因此就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缓刑的适用对象

整理某法院近两年来的部分案件,抽取其缓刑和部分自由刑案件的样本,用以了解缓刑的适用情况,包括适用缓刑的主要罪名和适用缓刑的主要情节,由此反思我国缓刑适用对象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有职务犯罪适用缓刑过多、缓刑适用时对犯罪人犯罪前的具体情形没有足够的考察。为完善我国缓刑的适用,应增加对过失犯的缓刑适用,加强监督,严格把关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     

论缓刑撤销程序的构建

缓刑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区分缓刑撤销的不同原因,构建不同的缓刑撤销程序,以更好的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利。     

缓刑适用中的数罪并罚问题

缓刑判决尚未生效又犯同种罪不能实行数罪并罚；缓刑期间又犯新罪能依据刑法第69条规定数罪并罚；缓刑期满以后发现漏罪不能实行数罪并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新罪能构成累犯；缓刑考验期满后才发现新罪的，缓刑不能撤销，如果新罪还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只需要对新罪直接作出处理。     

论污染环境罪中的缓刑适用

污染环境罪扩大了污染环境行为的入罪范围,取消了犯罪构成结果要件,操作性增强。污染环境罪放宽了罪状范围,降低了入罪门槛,使刑法的介入得以提前,有利于提高其实际打击能力和威慑力。本罪最宜适用缓刑方式,让罪犯自己去消除污染后果,可有效发挥刑罚功能,使社会成本最小化,有利于恢复环境,提高本罪的应用性,弥补刑罚方式陈旧的缺憾。     

缓刑考验期间发现漏罪数罪并罚后可适用缓刑

缓刑是我国一种较为平和的刑罚执行方式,其意义在于削弱刑罚对罪行较轻的犯罪人的影响,使其在接受刑罚处罚的同时更好的融入社会,体现了刑罚的教育与惩罚功能。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除外),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条件,可适用缓刑。在缓刑考验期间发现犯罪人还存在漏罪,数罪并罚后,若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仍可再次被宣告缓刑。     

论我国缓刑变更制度的完善

缓刑的变更包括缓刑考验期的变更和缓刑的撤销。我国缓刑变更制度尚存很多缺陷,应借鉴缓刑制度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增设缓刑考验期的缩短和延长制度,完善缓撤销制度。     

我国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研究

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起步较晚,加上社区矫正制度执行上有很多实际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区矫正工作在很多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和困境。通过对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条件现状进行研究,提出对我国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完善建议。     

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

我国刑法对一般缓刑制度的立法存在缺陷,表现在一审判决后判决没有生效之前被告人又犯新罪和缓刑开始后发现被告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的处理,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新罪的处理,以及缓刑宣判后能否立即释放被告人和对缓刑犯判处附加刑的刑期计算等方面.刑法学界为补救这些立法缺陷提出了各种思路.     

论“二战”后缓刑制度的发展

缓刑制度是现代社会一项非常重要的刑罚制度。它产生于19世纪,"二战"结束后,缓刑制度被世界各国刑法所广泛采用并着力推广,各国基本上都建立起了本国的缓刑相关体制。虽然各国的缓刑制度在类型风格、考察机构、考察期限、缓刑义务等诸多方面有着较大的不同,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之缓刑也有理念上的不同,但毋庸置疑,这些缓刑制度所包含的精神内涵是相同的,那就是改善刑罚适用,保障人权,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     

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

我国刑法对一般缓刑制度的立法存在缺陷 ,表现在一审判决后判决没有生效之前被告人又犯新罪和缓刑开始后发现被告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的处理 ,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新罪的处理 ,以及缓刑宣判后能否立即释放被告人和对缓刑犯判处附加刑的刑期计算等方面。刑法学界为补救这些立法缺陷提出了各种思路。     

我国缓刑制度的几个问题

缓刑宣告不属于刑罚裁量制度 ,而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过于原则 ,应予以具体化。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有漏罪的 ,不应一概撤销缓刑 ,而应当区别对待。战时缓刑并非独立的缓刑制度 ,而是缓刑适用的一种特殊状态。     

贿赂犯罪缓刑、免刑适用率高的原因与对策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缓刑、免刑适用率一直偏高,这不仅使刑罚的一般威慑功能大为减弱,而且不符合我国从严治吏的政策要求。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司法人员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理解不当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为此,应当采取纠正司法人员的执法观念、制定量刑指导意见、加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论证、赋予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权等对策。     

关于缓刑制度运行状况的“全景式”分析——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为视角

缓刑对实现刑法人文关怀和刑罚人道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必由之路。笔者借用摄影学"全景"概念,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为视角,从缓刑的审前社会调查、适用和执行,即法院所参与的缓刑制度运行流程的全部三个阶段,对其进行全景式分析,并针对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北京明确七类贪污贿赂案件不适用缓刑

2006年12月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七类贪污贿赂案件不适用缓刑：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而在案证据确实充分：主观上没有悔罪表现或者避重就轻，口头上表示悔罪．但却不如实交代罪行：索贿造成他人生活严重困难或向生活严重困难的人索贿以及贪污国家扶贫、救济款物：没有退赃和悔改表现。挥霍赃款后无能力退赔以及因其行为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社会危害大；曾因贪污、受贿行为受过行政处分或刑罚处罚；赃款赃物用于走私、赌博等非法活动：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等。     

论缓刑的法律性质--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缓刑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对其性质进行分阶段的界定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合理性。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缓刑,兼具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两重性质。在明确缓刑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认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相应之罪的犯罪分子为累犯,就有了理论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此种处置,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现实,又能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     

论我国缓刑实务操作之完善

缓刑是一种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经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总体上讲,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是较为合理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适用上的保守性和随意性。为克服实务操作中的这一矛盾,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合理确定缓刑的适用范围;(二)设立缓刑的听证程序;(三)完善缓刑的考察机构。     

构建罚金刑缓刑制度

由于各犯罪人的财产状况不同,相同数额的罚金刑的判决会产生实质意义上的不公正。由于我国缓刑制度在立法上并未规定罚金刑可以适用缓刑,导致罚金刑的适用困难重重。因此,对罚金刑缓刑制度立法的完善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刑罚体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