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谦抑性——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一些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的规定,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出现了颇多争议。刑法的谦抑性,作为刑法的价值追求之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缓刑的刑罚价值考察——以犯罪防范为视角

现代缓刑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公正、谦抑和人道,不体现刑法价值的刑罚制度注定要为人们所抛弃,这是历史推动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向.缓刑制度作为现代刑罚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适用和不断完善,体现了刑罚的公正性、谦抑性和人道性,符合非刑罚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减少犯罪.     

刑法谦抑性的理解与适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刑法谦抑性面临新的更大挑战。应着重从理论定位、功能发挥、实现途径和科学适用等方面进行自我完善，从而使得刑法谦抑性的具体内容能够及时跟进社会发展并不断向前推动，决不能故步自封。对于刑法谦抑性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出现的错误与偏差，也亟需在这一过程中予以及时匡正和纠偏。同时，在我国刑事法治实践发展进程中，须充分发挥刑法谦抑性应有的重要作用并予以坚守。     

刑法的“进”与“退”——风险刑法观与刑法谦抑性之分析

刑法作为防卫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保持其谦抑性,不可贸然主动出击;摈弃传统的重刑主义刑罚观,构建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现代刑法理念在实务界以及理论界获得了普遍的共识。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所面临的风险呈现出多样性复杂化,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风险刑法的概念,即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应适当提前,而不是一味地谦抑、退缩;刑法之"退""进"选择折射出学者们价值理念的不同,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人们法治理念的确立以及对于法治的信仰,在此之前,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应当被贯彻与实施。     

论刑法谦抑性对我国刑法实践的影响

刑法谦抑性是刑法的内在价值追求,是限制国家暴政、保障人权的手段之一,承载着自由、公正、秩序、效率等多重价值。国家体系成熟化、法治化的今天,刑法由于其特有的严厉性,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影响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刑法谦抑性不能只局限在刑法某一部分,应该全局性地适用。文章首先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概念出发进行辨析,厘清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价值内涵,其次分析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并进一步探讨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两个热点问题:刑事政策与谦抑性、死刑适用与谦抑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对我国刑法实践的价值,论证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应当具有谦抑性。     

认识刑法

刑法的道德性、公正性和宽容性是现代刑法应当具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离不开刑法和谐，而刑法是否具有这三个根本属性是关键。文章从现代刑法应当具备的三个基本属性的内涵进行分析，指出刑法应该是谦抑的、正当的、和谐的，改变传统刑法在人们心中的残酷性、镇压性，使刑法成为保护社会的工具而不是镇压的工具。     

税收刑法谦抑性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谦抑性既隐含于税收刑法规范形成和适用的始终,也指引着税收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内在操作。作为规制税收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现有税收刑法对谦抑性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偏差,主要体现在税收刑法的立法模式、罪名设置、出罪机制、刑罚设定四个方面,不但与刑法谦抑性相违背,更阻碍了刑法谦抑性价值在税收犯罪防控中的实现。对于税收刑法的不足,可以从立法模式的重塑、刑事法网疏密的调节、出罪机制逻辑的完善和刑罚设置的均衡进行完善,使其走出打击和预防税收犯罪的困境。     

刑事立法活性化与谦抑性原则之辩证

刑事立法活性化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因犯罪圈扩大而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现状感到担忧,因而有学者以刑法的谦抑性为由反对刑事立法活性化。倘若对谦抑性作文义解释,谦抑性就会被理解为只是一味地限缩,这显然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矛盾的,实际上也曲解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初衷。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我们需要对谦抑性作合乎逻辑的目的解释,这样一来,刑事立法活性化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关系也就需要被重新理解。当今刑法谦抑性的内容应当由"抑制处罚"转变为"合理处罚"。谦抑性的核心在"谦"而不在"抑"。刑事立法的关键在于理性立法、合理入罪、适当处罚。     

刑事立法活性化与谦抑性原则之辩证

刑事立法活性化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因犯罪圈扩大而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现状感到担忧,因而有学者以刑法的谦抑性为由反对刑事立法活性化。倘若对谦抑性作文义解释,谦抑性就会被理解为只是一味地限缩,这显然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矛盾的,实际上也曲解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初衷。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我们需要对谦抑性作合乎逻辑的目的解释,这样一来,刑事立法活性化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关系也就需要被重新理解。当今刑法谦抑性的内容应当由"抑制处罚"转变为"合理处罚"。谦抑性的核心在"谦"而不在"抑"。刑事立法的关键在于理性立法、合理入罪、适当处罚。     

刑法的不得已性——中国话语下的刑法谦抑

在中国刑法的语境下，用“不得已”代替“谦抑”的提法比较合适。刑法的不得已是指刑罚对犯罪人的适用只能是为了保护更大多数人的权利而被迫剥夺犯罪人个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对人性、应然状态下的法律和刑法目的三个方面的分析，不得已性应该是刑法的根本属性。从实践上看，只有坚持不得已原则为指导，立法注入更多、更丰富的民主因素，司法符合常理、体现正义才是现代刑法危机的真正出路。     

刑事政策政治性的张扬和抑制

刑事政策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意蕴,政治性是其品格。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刑事政策服务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党的领导,但受人权、公正和法治原则的限制。刑事政策政治性的张扬和抑制贯穿了近代刑法发展的始终,统一于刑事政策工具中。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论犯罪理论中的折衷主义

近代刑法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从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到刑事古典学派(旧派),再到刑事实证学派(新派)的发展历程。新、旧两派的争鸣极大地推动了刑法学理论的繁荣,为各国的刑事司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现时刑法理论中折衷主义盛行,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发轫于罗马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为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刑事诉讼法所规定,是现代刑事司法的一项基石原则。确立这一原则是基于以下价值理念:保护人权、防止错判、减少精神损害、维护既判力和促进侦查高效进行。这一原则在两个方面制约国家刑罚权的启动:一是对上诉的限制;二是对重新起诉的限制。但最近,这一原则有所松动。许多国家在立法上规定了这一原则例外的适用,或者通过法律委员会建议这一原则应有例外,允许在特殊情形下重审无罪裁决案件,或者允许检察官对无罪裁决提起上诉。这一变化对我国重构刑事再审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刑事追赃与善意取得的冲突与重构

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对善意取得是否能阻断刑事追赃存在不同观点和意见,追赃依据不一致直接导致司法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无所适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主要标志就是规范公权、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倡导私权,在立法的方向上,把善意取得制度纳入刑事追赃的规范体系是大势所趋。     

我国经济犯罪刑罚方法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经济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其类型越来越复杂,手段越来越专业,规模越来越庞大,危害也越来越严重。现行刑法在经济犯罪刑罚刑种的设置上存在很大不足,不适应对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我国应在刑事实体法上加强对经济犯罪的处罚和惩戒,完善经济犯罪的刑罚方法。     

近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及其影响

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博大精深,特别是以贝卡里亚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学家的观点开创了大陆法系近代刑法的新思路。罪刑相适应、罪刑法定、刑罚人道主义等这些先进的刑法理论就是近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代表,其不仅推动近代刑法的发展,甚至对当代刑法的制定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刑法理论指导下开始了近代刑法典的制定。这些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近现代刑法典的模型,也推动了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     

论我国近现代刑法之工具性

刑法的工具性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规范所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近现代刑法移植于近现代西方刑法文化.刑法移植中的背景因素使刑法移植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因被赋予富国强民的目的性而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从清末刑法、民国刑法直至新中国刑法,刑法立法目的、刑法规范内容以及刑法的实施过程,其工具性价值取向非常明显.     

激活死刑赦免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针对我国死刑适用现状,通过综合路径限制死刑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我国宪法中规定的赦免制度在刑法视野下具有多种价值,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制度在实践中却被虚置。我们应该尽快激活该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明确其适用的对象、条件和程序,打消民众顾虑,推动赦免制度的法典化,最终促进刑事法治进步。     

欧洲刑事政策的发展脉络及启示

欧洲刑事政策研究的脉络呈现为四个阶段：报应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目的主义阶段和人道主义阶段。这些内容反映出了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刑事政策特征,给了我们如下启示：不同语境下＂刑事政策＂这一术语表达了不同的含义;当今刑事政策学已脱离刑法学与犯罪学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具有相当明显的学科属性及特点。因此应统一全球语境下的刑事政策及刑事政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