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角度看南方局不在桂林成立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南方局,与从长江局分解而来的东南局、中原局一起在事实上取代长江局.按照随后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制订的成立中央局的新规则及相关示范,所谓"南方局"于12月10在桂林宣布"成立",是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形式要件的,故是无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式成立时间只能是公认的1939年1月.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中央与中央局组织若干问题考析

中共临时中央 1 93 3年迁入中央苏区后 ,几乎代替了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当年 4月以后 ,苏区中央局几乎不单独行使职权。这说明中共临时中央的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了。但苏区中央局并未撤销 ,中共中央局即苏区中央局。中共临时中央从未用过中共中央局的名称。     

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姻缘谱系”

中共中央局经过演化分合,形成了庞大的中央局组织群,新中国成立初期化合为六大中央局。各中央局间的迁转并出,谱织了庞杂的组织"姻缘谱系"。华东局最为复杂,其先后历时十二余载、交织四条谱系、化合三次"姻缘"。     

关于中共华东中央局建立的考证

关于中共华东中央局建立的考证魏训洲，蓝恭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需要，决定建立中共华东中央局。华东局是怎样建立的？近年来党史界有以下几种说法：１．《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６８４页中说，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一大"代表李达

中共"一大"召开时,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分管宣传,后脱党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史上难有人望其项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建国后,他献身于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的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几次力救无效,终被迫害致死.     

历届皖籍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录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上海领导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1922年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毛泽东三题《人民日报》

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报头,是毛泽东于１９４９年８月,在《人民日报》由中共华北局机关报改为党中央机关报之际题写的。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在此之前,他已先后两次题写过《人民日报》报头。第一次是在１９４６年５月。当时,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要出一张机关报,拟名《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日报》。时任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约请毛主席题写报名,毛主席说:“为什么不叫《人民日报》？”他觉得不一定总要冠上地区名称,那样未免显得太死板俗套了。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一连横写了五幅“人民日报”字样,并指定其中一幅…     

中共中央在沪机构(含代表机构)在沪召开的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在沪机构：中共中央局（１９２１．７－１９２２.１０；１９２３．４－１９２３．６；１９２３．９－１９２７．４）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设在上海，领导全国党的工作。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局曾一度迁至北京，１９２３年４月迁回上海。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及其他中央负责人都到广州筹备召开“三大”。“三大”决定中央设在上海。当年９月中共中央局委员除谭平山任驻粤委员外，都到上海工作。直至１９２７年４月…     

江西曾经是锻造中共中央的革命熔炉

本文认真梳理并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分局等中央机关在江西奋斗的曲折经历、丰功伟绩和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艰难演变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江西曾经是锻造中共中央的革命熔炉.     

徐向前在解放山西的四大战役中(一)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黄河天险，实行外线作战，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适应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主要人事作出重要调整。6月13日，徐向前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仍为刘伯承）。9月22日，任命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为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书记仍为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实行战略反攻的部署，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担负艰巨的双重任务，～是从物力、人力等方面支援刘…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