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官法》背景下湖南省法官健康权保障实证研究

新《法官法》出台以后,湖南地区针对法官职业保障问题实施了诸如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收效甚微。当前法官健康权保障状况不容乐观,多数一线法官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心理压力过大且没有疏解渠道。此外,因其职业特殊性,法官的人身安全还面临着较大的威胁。法官健康权事关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保障法官健康权也是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湖南地区应采取扩充法官职业队伍、建立法官心理健康服务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实现对法官健康权全方位的保障。     

俄罗斯法官独立制度的构成与运行

苏联末期开始的司法改革为今天俄罗斯法官独立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俄罗斯法官独立制度主要是依托《俄联邦宪法》、《俄联邦法官地位法》等形成的,具体包括法官不得兼职、法官行使职权不受干涉、法官的物质保障等制度。随着俄罗斯法治环境的改善,法官独立制度也从最初的成效低微发展到可以逐渐发挥其应有功能。     

法官职业化的制度障碍及对策

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权力干预,民主的扩大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了法官职业化实现的横向障碍因素,法院内部的行政化设置与法官的非专业化,形成法官职业化的纵向障碍因素。通过积极推进法官身份保障及待遇保障制度,改革法院体制,促进法官精英化和裁判独立,是消除内外制度障碍、实现法官职业化的必由之路。     

法官非物质利益保障的价值基础与制度建构——以法官角色伦理为视角

本文从法官角色伦理分析出发,分析法官职业的本质,从法律的不确定性与法官角色伦理的博弈中引出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对于做好"法律世界中"法官的重要价值意义。文章从确保法官职业身份、树立法官职业尊荣、强化法官职业队伍三方面就法官非物质利益保障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法官职业化的现实障碍及改革途径

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是法治对现代司法体制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基本途径.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存在诸多现实障碍,通过积极推进法院体制改革、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完善法官遴选制度、促进法官专业化和裁判独立,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必由之路.     

论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的司法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本文从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的司法价值与理念出发,探究了法官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现实意义,指出职业化与专业化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有利于辩论式审判方式的推行、主审法官制的实施和防止司法腐败.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及其保障体制,建立良好的法官选任、管理和监督制度,控制和精简现有法官的人数和规模等方面,提出了实现法官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现实途径.     

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存废与适用

法官庭外调查权存废是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但从刑事诉讼目的论和追求案件实体真实等角度分析,法官庭外调查权在当下中国存在理论和现实基础。当前,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行使存在一些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和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规定,大大限制了法官庭外调查权的适用。在适用法官庭外调查权时,法官庭外调查权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和方式、控辩双方参与以及法官取得证据的效力和质证等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论法官的法理学素养

公正与效率被确定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法官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如何尽可能做到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最大平衡———适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文章从法官具备法理学素养的必要性、现实性出发 ,提出了法学教育是提高法官法理学素养的根本途径。     

论法官职业的精英化

法官是实现法律效益的基本力量 ,是正义的分配者。法官大众化已不适合现代法治发展的要求。实现法官职业的精英化是实现法律精神的保障、是法律高效实施的必由之路。我们应积极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改革现有法官体制 ,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行政法官的专业化建设及其保障

针对日益复杂多样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的立法目的渗透在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之中,这对于行政法官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梳理行政法官专业化要求的规范依据和学术成果,行政法官的专业化是对行政法官法律素养和行政经验的双重考量。回顾行政法官专业化建设的历程,回应型司法模式给行政法官专业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行政法官专业化建设需要在组织上通过设立行政法院,在制度层面以落实法官员额制的配套制度,为规范法官内外交流制度提供有力的保障。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庭外调查权”的思考

我国刑诉法赋予了法官庭外调查权,法官的庭外调查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和保障无辜者不受追诉。但有关规定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庭外调查程序的启动任意性较大,容易导致法官中立性的缺失,亟需完善。     

美国法官豁免制度及借鉴——兼论我国法官豁免制度的构建

法官豁免(judge immunity)是指法官的司法行为享有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以保障法官的司法行为不受不当追究,解除法官的后顾之忧,使其公正、独立地行使审判权。美国的法官豁免制度经历了确立、动摇以及重新调整三个阶段,对豁免的对象、范围及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界定。在实行司法改革的现实语境下,对法官进行追责的同时确立其豁免权具有多重必要性。美国法官豁免制度对我国法官豁免制度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我国法官豁免制度可以从明确豁免的原则、豁免的对象与行为、豁免方式及事由等方面予以构建。     

论法官回避制度

我国法官回避制度还不完整和规范,对"关系"一词应具体规定,扩大回避亲属范围,公示法官个人情况。当事人申请回避缺乏可操作性,对回避申请的保障和救济措施不完善,审委会和二审回避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在法官非诉讼回避制度中,院长籍贯回避未严格执行,法官任职回避也应出台具体操作办法。运用巡回审判和网络审判方式以确保法官中立,进而探索以新型审判方式为基础的,法官非诉讼回避和法官诉讼回避为补充的,保障"法官中立"的新路子。     

法官独立探微

本文从法官独立的内涵出发,探讨现代社会中制约法官独立的种种因素,提出应建立保障法官独立的各项制度。     

论法官的良知与司法公正

在现代文明社会,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作为守护者的法官则是此防线的最后保障。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而在法官构成要素中,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     

法官与有效辩护

作为程序监护人,法官有义务确保被告人有效辩护权的实现。为了确保被告人有效辩护权的实现,法官一方面应积极主动地为辩护律师的积极辩护行为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则应对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进行适度干预。为了督促法官积极履行对有效辩护的保障职责,应对法官侵害被告人有效辩护权的行为确立相应的制裁措施。     

论法官员额退出机制的理性构建

确立完善的法官员额退出机制是实现员额制改革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案多人少"困境的制度保障,还是优化法官队伍组成结构的现实需求。在员额法官遴选工作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完善员额退出机制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上海、广东、山西等地已对法官有序退出员额这项工作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法官员额退出机制的理性构建需要明确适用条件、规范退出程序,并完善配套的办案考核机制。基于员额制改革成果与审判权运行机制现状,结合各地试点工作成效,法官员额退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法官员额退出机制的理性构建

确立完善的法官员额退出机制是实现员额制改革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案多人少"困境的制度保障,还是优化法官队伍组成结构的现实需求。在员额法官遴选工作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完善员额退出机制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上海、广东、山西等地已对法官有序退出员额这项工作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法官员额退出机制的理性构建需要明确适用条件、规范退出程序,并完善配套的办案考核机制。基于员额制改革成果与审判权运行机制现状,结合各地试点工作成效,法官员额退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司法惩戒与司法职业保障

法官的职业品格对于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作用。司法惩戒不能仅以矫治不端行为为目的,还应当体现司法职业保障的要求,即司法惩戒应当对财产罚有所侧重而对身份罚有所限制,以保障法官的职业身份与能力不被侵扰。我国传统的司法惩戒并没有内含着司法职业保障的相关性规定,在惩戒权的设定、惩戒的方式和程序等方面均存在重惩罚而轻保障的问题,不利于养成独立、公正、能动的法官职业品格。     

浅论法官司法能力建设

法官司法能力是指法官运用法律解决和处理各种案件的本领,是法官运用法律解决和处理各种案件时应该具有的能力类型。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指导原则是符合审判工作的特有规律;因地制宜,重点突出,循序渐进,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具体途径与方法是加强学习、实践、考核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