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言语道德思想

在《论语》中,包含了孔子丰富的言语道德思想。孔子不仅注意到了言语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把它提高到了治国安邦的道德高度,提出了“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著名论断。而“吉德”、“言礼”、“言仁”、“言忠”、“言信”五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孔子言语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言德”是总纲,“言礼”、“言仁”、“言忠”、“言信”是言语行为的道德准则,是“言德”的具体化。     

“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的内在联系,指出了“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的不同定位,从而揭示了“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的辩证关系。     

中国宪政史上的“人民”观

宪政权力源自“人民”,“人民”观决定着宪政的航向。中国究政史上“臣民”观向“人民”观的转变标示出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清末立宪固守专制的“臣民”观,宪政改革失败。中国资产阶级宪政时期确立了资产阶级“人民”观,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人民”仍不自由平等。中国无产阶级践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人民”观,依靠“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最广大“人民”实现了自由平等。社会主义宪政时期,无产阶级“人民”观发展为阶层“人民”观,“人民”成为公平正义的载体。最广大“人民”是社会主义宪政的目的,“人民”观的创新对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前史

法国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大本营。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之后,法国思想界十分活跃,除了原有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外,不仅出现了所谓“反叛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出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或多或少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当下流行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前史。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在我之学”刍议

从本体、工夫、修身理想三个层面论述了“在我之学”这一思想。“在我”体现了朱熹“万理具于吾身”的本体论思想,即“理之在我”,阐述了“理”与“性”“道”之间的关系;以及“修德行仁,天命在我”的工夫论思想,即修养“在我之心”。“在我之学”旨在时时地“反身而诚”“反观内视”,完善君子的内在德性,通过“在我”这一根本方法从而实现“君子”人格的修身理想。     

形态之“动”内涵试析

动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需求,只要事物存在,运动是必然的。在“形态之动”中,“动”便是起因,是事物变化的开端;“形态”便是事物运动过程的体现,是变化的累积存在结果。没有了“动”,就没有了变化,就没有了千奇百怪的物质“形态”;反之,“动”又是由这些变化的存在而得到维持的。因此,我们解释“形态之动”,需从“形态”和“动”两个基本基本问题的内涵进行理解。一、形态”释义与“形态”的美。形态,是事物内在本质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包括形状和情态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就需要分别理解“形”和“态”的概念。何谓“形”?“形”是事…     

“变”与“不变”：“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辩证思考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中国共产党在关键历史节点接续回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等重大课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辩证智慧。与“两个务必”相比,“三个务必”是在新的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下提出的,并与时俱进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二者又具有相同的价值旨归、功能导向和理论基础。科学把握“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要正确认知“变”与“不变”的关系,坚持在“变”之要求中把握“不变”之根基,并以“不变”之根基应对“变”之考验。     

慈悲为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

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宽恕”是“为爱而爱”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其“原罪”的价值维度。“原罪”说使“罪”被绝对化、先天化,人的尊严、权利、责任被绝对化、先天化了,并由此造成了信仰维度的存在。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自知。中国的“宽恕”是纲常伦理的处理原则,体现了其“原善”的价值维度。“原善”说使属性、本性被绝对化、先天化,人是自己的救主,人性高于神性,罪恶只是外来的污染,因而不存在共同责任,只存在道德责任。它“宽恕”的是可以“宽恕”的,并非不可“宽恕”者。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无知。但是,只有“宽恕”不可“宽恕”者,宽恕才存在。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宽恕”不是“宽恕”,“慈悲”不是“慈悲”。     

从代际更替的角度看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

浙商转型与浙商的代际更替紧密联系,老一代浙商创业者将在今后的一二十年时间内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文章提出接替他们的新浙商群体的主体部分不是“富二代”,而是崛起中的草根创业者。潜在的新生代浙商群体具有明显的“代特征”,即生活条件优越化,人力资本知识化,自我定位主流化。与老一代浙商相比,潜在的新生代浙商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物质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山多地少”、“条件恶劣”到“衣食无忧”、“分层明显”的变化;知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农民出身”、“艺工起家”到“读书学习”、“知识经济”的变化;群体意识环境方面发生了从“边缘生存”、“模仿创新”到“融入主流”、“网络时代”的变化。潜在的新生代浙商培育需要在变化的环境中因势利导。     

略论江泽民同志反腐思想的逻辑体系

江泽民同志反腐败思想围绕反腐问题的“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三个层次的逻辑结构 ,全面阐述了“为什么”要反对腐败 ,深刻剖析了腐败的本质及社会历史根源“是什么” ,系统分析和论述了反腐败在对策上该“怎么办” ,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结构严谨的反腐逻辑体系。     

试论我国城市化发展理念的转变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形成,经过了建国60年来城市化实践的不断探索,在城市化发展理念上实现了四个方面的转变：即在发展目的和宗旨上,实现了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发展方针上,经历了从“优先发展”到“统筹发展”的转变;在发展方式上,经历了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的转变;在处理城乡关系上,经历了从“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的转变。     

论“台独”所依赖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础——“台湾意识”与“文化台独”透视

随着近年来台湾问题的升温,“台独”成了两岸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然而,“台独”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础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由台湾乡土意识质变而来的“台湾意识”是“台独”的心理基础,而由台湾文化“本土化”发展来的“文化台独”则是“台独”的文化基础,同时两者又互相纠缠,互相作用。本文分析了有关“台湾意识”与“文化台独”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慎待‘台湾意识’”,“反制‘文化台独’”的论点,相信对探讨如何实现两岸间的和平统一有一定的帮助。     

个人经济收入的基本形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终动力是人的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当“价值”转为“财富”,“劳动价值论”自然导致“要素贡献论”。这时“要素所有权”构成了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最终依据;个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有“劳动收入”、“要素收入”和“机遇收入”三种转变,利润也被分解为“社会收入”、“参与收入”和“创造收入”三种形式,劳动收入应有消耗成本和创造收入两部分构成,“创造收入”的形成提供了“利润分享说”的理论根据;社会要剥夺的恰恰是“超经济收入”。     

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中华龙的定位

本文从“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四个方面,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中华龙的定位问题。对“弃龙”风波中提出的“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区别”、“龙的传人说的由来”、“如何看待龙曾象征帝王皇权”等问题,也做了必要的阐述。     

论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本文从“接受式”课堂教学与“探究式”课堂教学比较开始,分析了“探究式”课堂教学的教学策略、师生关系,论述了“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的一般过程,“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及其实施“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的意义。     

斯宾诺莎哲学的历史意义——再读《伦理学》

斯宾诺莎从“自因”出发 ,对于“上帝 -神”“存在”命题之“证明”作出小结 ,他的“实体”“自因”说深入人心 ,有很大的影响 ;然而斯宾诺莎哲学的意义还在于 ,他从这个前提出发 ,“推出”整个的世界 ,把感性情感世界包容在他的表面很枯燥的“几何式”逻辑推理之中 ,使人们日常经验世界具有了一种意义。这一条“自上而下”的思想路线 ,奠定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在这条路线指引下 ,并开创了“现象学 -显现学”的道路 ,其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     

关于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思考

主客二分的对象化思维模式,遮蔽了对“主体”本身领悟的可能性。“主体性”肇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德国古典唯心论那里展示为“自我意识的运动”。“主体性”积淀和涵盖全部人性,应当超越德国古典唯心论。作为内涵更为丰富深刻的范畴,“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伴随着对于“生活世界”的重视,而成为新的重要的哲学课题。胡塞尔在“生活世界”和“交互主体性”思想中突出“交往”和“有效性”,开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先河。从“语义学”转向“语用学”理解“主体间性”,并强调“以言行事”,才能真正进入实际的“交往”和“主体互动”,从而营造出主体间得到共识和沟通的语境。     

关注民生 化解“五难” 大力构建和谐犍为

近年来,犍为县坚持科学发展,着力解决群众“致富难”、“看病难”、“读书难”、“行路难”、“生活难”“五难”问题,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各项事业的进步。     

对反"双抢"行动的思考

本文论述了“双抢”案件的新特点和案件多发原因,并对反“双抢”的措施、对策从“防”、“管”、“打”三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证。     

论“依法治税”的传统法治思想渊源——基于法律话语的分析

我国传统法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下“依法治税”的理论言说,成为“依法治税”的重要思想渊源.传统“依法治税”的典型形象仍然活跃在当前税法学界,显示出了传统法治与当代“依法治税”的潜在联系.而传统法治中的“重法”、“重罚”、“刑无等级”等与当下“依法治税”理论言说不无关联,充分表明传统法治思想在“依法治税”中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