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犯概念辨析——基于对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理解

目前,针对我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涵义,刑法理论界的理解存在偏差。其中最典型的错误,就是将这一条款视为对从犯的定义。刑法第27条第一款并未揭示出从犯的全部本质属性,不符合刑法中定义的一般模式,不能包含从犯的全部子项,非共同犯罪下的从犯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它不是给从犯下定义,而只是对“从犯”的注意性规定。     

论主从犯的若干问题

刑法对主从犯的区分不尽合理,常见理论对主犯进行的分类既无必要又违反逻辑;刑法对主犯处罚原则的规定不当;“在共同犯罪中”应指“在共同作案中,”实践中对主从犯的认定不应以共同作案人都定罪量刑为前提,而应根据各行为人客观上在共同作案中所起的作用分别认定;胁从犯不一定是从犯。     

谈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修订与完善

犯罪团伙包括犯罪集团和一般共同犯罪,犯罪集团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聚众犯罪是一个和共同犯罪交叉的概念,即使聚众犯罪构成共同犯罪也不是犯罪集团。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对集团所犯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一般主犯则只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对不同的共同的犯罪人采取不同原则,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身份犯视野中的主从犯认定问题

主从犯的认定往往涉及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定性等基本问题,只有在身份犯的视野下阐述共同犯罪的性质、范围及罪名认定,才能为合理界定主从犯提供充足的理论根据,并进一步地解决好诸如身份犯是从犯,非身份犯是主犯时,从犯如何认定;身份犯教唆、帮助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时,如何认定从犯;共同犯罪的主体分别具有特定身份时,如何区分主、从犯等刑法理论及刑事司法实践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刑法中的身份犯散论

身份犯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通过对各种观点的述评 ,认为 :身份犯是指刑法中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才能构成的犯罪 ,或者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予以从严或从宽处罚的情形。身份犯一般可分为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两种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 ,身份犯亦可分为自然人身份犯和单位身份犯。鉴于贪污贿赂犯罪是最为严重的一类身份犯罪 ,建议 :(1)协调贪污、受贿罪与盗窃、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2 )纠正贪污、受贿罪死刑适用标准过高的做法 ;(3)同时犯贪污、受贿二罪的 ,实行“二罪一罚” ;(4)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至死刑。     

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共同犯罪这种犯罪形态。其概念、构成都与一般犯罪的概念、构成有诸多不同;在共同犯罪内部由于地位、作用及分工不同也存在着种类划分及相应的不同刑事责任。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共同犯罪尤为复杂。因其较之单人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故有必要对其从理论与实践方面予以探讨。     

关于主犯未到案案件侦查程序的思考

共同犯罪中主犯未到案案件给侦查程序带来一系列的逻辑矛盾,它把侦查程序架设在一个不能继续又不能终结的尴尬境地。在侦查工作实践中,把到案的、未能证明是主犯的犯罪嫌疑人按现有证据直接移送起诉符合现实需要,也得到了检察机关的认可,但违背了法律逻辑。建议对比较轻微的犯罪嫌疑人严格依照法律,适时变更强制措施;在比较严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可以回避主犯与从犯的矛盾,不区分主犯和从犯,根据公安机关掌握的犯罪证据直接移送起诉。     

刑法中身份犯散论

本文辨正身份犯概念:身份犯是指刑法中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才能构成的犯罪,或者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予以从严或从宽处罚的情形。身份犯一般可分为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两种,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身份犯亦可分为自然人身份犯和单位身份犯.     

论运输毒品罪中主犯与从犯的认定

在目前运输毒品的犯罪中基本呈现出幕后老板遥控指挥和前台马仔具体实施的模式，对于前台马仔不宜认定为从犯，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认定为主犯、胁从犯或是作非犯罪化处理。     

我国刑法共犯与身份犯的立法现状及反思

对我国刑法有关共犯与身份犯极其有限的立法条文的分类列举和简要分析,可知我国刑法领域中的共犯与身份犯问题在刑法理论基础、立法模式、定罪和量刑规则上,均存在明显的有待完善之处.为弥补其不足,可以在刑法总则有关共同犯罪一章中规定如下条款: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的,按照正犯的性质定罪处罚,对有身份者可以依法从重、从轻、...     

论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

在我国，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在于对结果犯与危险犯的抉择。目前立法对污染环境的犯罪采用结果犯，处罚不力；将其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应提上立法日程。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的不同认识，表明补充修订该条款具有必要性。单位环境犯罪方面存在的实务问题是大小单位处罚上不平等，以及混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针对之，本文提出相应对策。     

美国刑法共谋者替代责任规则之演进述评

共谋者是否对共同共谋者实行的实体犯罪承担替代责任,美国刑法以平克顿案为分水岭,经历否定论→基本肯定论→实质限定论的演变历程。类型弱化标准是可合理预见性标准的重述,可能无法确保对平克顿规则的严格限制。事实弱化标准或超出轻微参与标准,更有利于限制共谋者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将轻微参与共谋而与实体犯罪的实行存在弱化关系的共谋者排除在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之外。事实弱化或超出轻微参与标准,对我国处理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刑法严格责任刍议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事实上是＂舶来品＂,它起源于英美刑法。文章认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在我国是可以确立的。我国法律的科技化时代已经到来,而科技给法律也带来了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在刑法中加入严格责任这一概念。     

“奸淫幼女”司法解释与我国刑法的“严格责任”

2003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的司法解释,引发了刑法"严格责任"问题的争论。现代刑法语境下的"严格责任"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意义上的双重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我国刑法在坚持罪过责任原则的同时,应当"与时俱进"地赋予"严格责任"以新的内涵,并把严格责任作为罪过责任基本原则的补充原则。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

由于立法者热衷追求制定“大而全”的刑法典，导致附属刑法的立法技术不成熟，规定不明确、不清晰，没有规定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依附性过强，不能直接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务款，并且与刑法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可操作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新型犯罪不断增加，一部刑法典并不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乃是刑法补充的重要途径。     

香港与大陆刑法中的胁迫之比较

胁迫在香港刑法中既是某些罪的犯罪手段 ,更是刑事被告人的一种合法的辨护理由。在大陆刑法中 ,胁迫主要是作为某些罪的犯罪手段而加以规定 ,但参加犯罪若被胁迫也可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比较香港大陆两地刑法中的胁迫 ,可见二者在胁迫的方式、对象、程度、紧迫性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异同之处 ;且香港刑法中有关胁迫影响刑事责任的规范比大陆刑法中胁从犯的规定更显合理 ,可为大陆刑法所借鉴。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既符合我国刑法规定,又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其合理性,可以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取得其应有的席位。我国有必要构建符合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的严格责任。     

关于刑法中身份的学理探讨

刑法中有关身份的问题极为复杂，尤其是当它与犯罪构成、共犯问题出现交叉时更为棘手。传统刑法理论只是在共犯论中稍带提及。笔者拟在对身份界定的基础上对身份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和身份犯、亲手犯问题着重进行论述。     

美国刑法的价值取向

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对立与统一始终伴随着刑法的形成与发展 ,刑法价值取向的形成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根源。美国刑法的宪法限制、刑法中诸种原则和制度的设置表明 ,美国刑法的价值取向是优先追求个人自由。这种价值取向对于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和社会观念的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