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技巧

台湾著名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在一本著作中昭示法律人；最近数年学习法律的人，常自称为“法律人”，带有几分骄傲!带有几分期许!然则，法律人与所谓的外行人（非法律人）究竟有何不同？在一个法律社会，法律人常自负地认为，大者能经国济世，小者能保障人权将正义带给平民。法律人为什么会有此理想，有此自信？一是有法律知识，二是有法律思维。三是有解决争议的办法。我们律师也往往自诩为法律人，但我们是否达到了王泽鉴先生的期许呢？毋庸讳言，中国的法学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法学院并不像其他国家法学教育那样，开展诊断教育和案例教育，     

“法律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的人才目标新探

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也在不断加快加深。作为基础法学教育的本科法 学教育,“法律人”应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的人才目标。它所具有完整的内涵包括:高尚的法治信仰是“法律人”的首要价值标准,严 谨的法律思维是“法律人”的必备技术,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是“法律人”的生存之本,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是“法律人” 的基础条件。     

沽律的道德漫谈

谈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一般人都认为，法律属于社会制度范畴，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都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范，两者相辅相成。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就叫做“德主刑辅”、“出；乙则入于刑”。这些认识当然不错，但是二者的关系就仅仅如此吗？难道没有道德的法律和法律白道德？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有没有更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一者成为另一者的规范？     

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与立法选择

我国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定位：其一，“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还是“一般行政法律规范加部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典宜选择仅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其二，“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具备法典体系性的“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其三，“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还是“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体系为中心内容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其四，“传统行政法律规范为主”还是“大数据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我国行政基本法典宜全面回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于编纂数字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     

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思考

21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融合与进步的时代 ,教育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部分 ,法学教育承担着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的历史重任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协调发展则是实施“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重要保证。因此 ,法学教育作为中间环节 ,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然而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分离与脱节的局面 ,一直困扰着中国法治化进程。如何使二者密切相关 ,并协调发展 ,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 ,笔者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调研 ,发表一些粗知浅见。　　一、关于建立我国法律职业者一体化…     

论“AI+法律”背景下法学教育供给侧改革

AI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促建法律职业的新业态，当法律职业人才需求侧接口人才供给侧法学教育，会导致法学教育供给侧发生一场应运而起的革新。为寻求法学教育改革的科学进路，研究首先应突破教育本体封闭，从法律职业“需求侧”参考系的精细标准去考察变革，发现法律职业人需要增补两个能力板块，一方面是不断提高法律人熟练驾驭AI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倾斜发展法律人相较AI的优势能力。进而以两个能力板块补给为指引，探索中国法学培育改革的具体进路包括形成改革总体步骤与策略，勾勒人工智能法学二级学科建设现状、学科性质及内涵，并从传统法学学科与人工智能法学二级学科两者在生源、培养方案、师资、教研体系几方面尝试“梯次”共建方案。     

聚焦深圳政改

一份新鲜出炉的“政改方案”，让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再次冲到改革前沿。深圳此次政改因何而起？有何突破？成功概率几许？能否辐射全国？诸如此类的疑问，对于“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重新调整改革目标、评判改革效应等等，有着极其强烈的标本价值。     

中国立法五年观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07年10月出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这一论断，既是对当下中国立法现状的基本评判，也意味着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完成了既定的五年立法目标。此时，不由人不想起九届全国人大谢幕时的“大考鉴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言犹在耳，时光已倏然走过五年。从“初步形成”到“基本形成”，为中国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仅仅两个字的变动，包含了多少丰富的内涵？又发生了多少深刻的变迁？这是书写中国当代法治史无法绕开的一段关键时期。在十届全国人大即将淡出历史舞台、新一届人大接班之际，我们试图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历史现场，追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掬起那些回味无穷的碎片，清点五年时光所留下的立法财富，并捕捉立法百态背后的精神脉象。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这个不平凡的立法时代，并向创造这一切的立法机关、立法者以及所有公民致敬！     

聚焦深圳政改

一份新鲜出炉的“政改方案”，让改革开放“排头兵”——深圳再次冲到改革前沿。深圳此次政改因何而起？有何突破？成功概率几许？能否辐射全国？诸如此类的疑问，对于“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重新调整改革目标、评判改革效应等等，有着极其强烈的标本价值。     

别样的法律导论

在学生还没有“像法律家那样思考”之前，是否应该有一册特别的法学导论，专门来质疑有关法律和有关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常识性假定，或者也一并质疑统治者的宣称呢？在深入思考法学教育的多种观点中，颇为流行的观点之一认为：     

考试舞弊背后的MBA招考乱象

近日被曝光的“哈尔滨理工大学MBA入学考试作弊”丑闻，将曾经的“高大上”MBA教育再次拉进人们的视线中。许多人发问：作为最早引入中国的专业硕士学位教育，MBA教育在中国已发展20多年，如今它怎么了？     

谈合格法律人的培养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法律教育的发展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成就似乎更多地体现在规模上；30年前，我国不到5所法律院系招收法学本科生；20年前，我国不足50所法律院系招收法学本科生；10年前，我国招收法学专业学生的院系达到300多所；今天，招收法学专业学生的高等学校多达600余所。这种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不下降是非常困难的。而且，“90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已经进入大学校园，如何把“90”大学生培养成基本合格的法律人，对我国法律教育的现有体制、模式、方法都是极大的挑战，     

中国法律制度构建出发点的嬗变

从古至今，法律制度设置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历代思想家莫衷一是。虽然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制度构建的出发点，但“民”的内容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中国来讲，法律制度构建的出发点经历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人民利益至上原则的发展过程。一 民本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它产生于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一种把民为立国之本的政治法律思想，它是与君本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就其实质来讲，它要求握有国家权利的君主重视民众在安邦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上）

一．法律职业的产生与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源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中,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法律职业在现代西方社会的相对“自治”和法律职业人员的专业化已成为西方法律最重要的传统特征之一。在西方国家,法律职业是指“以通晓法律及法律应用为基础的,职业”（《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法律职业者是一群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实际操作和运用法律的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受过良好的法律专业训练,具有娴熟的运用法律…     

美国中小学的法治教育

蒋一之在2005年7月26日的《中国社会报》上撰文介绍，在美国，法治教育成为中小学校的一项正式工作已有30多年。根据1978年的美国法治教育法案，法治教育要“培养非法律专业者在法律、法律程序、法律体系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掌握这些方面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     

创造教育法律专业律师的美好明天

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不止一次谈到三句话——教育质量亟待提高；教育投入亟待增加；教育体制亟待改革。走进21世纪．中国律师以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和进取精神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中国律师的业务触角已深入到了各行各业，随着“学生告学校”、“学生告教委”等事件的频发．教育法律领域正在受到来自法律界、教育界的专业人士的关注。本刊特邀部分专业人士就此集思广益，以期抛砖引玉，引起业界关注。     

重拾法的民族精神：习惯法与民法的末来

中国民法向何处去？这是当下国内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法国模式？德国模式？还是中国特有的模式？在民法典的建造过程中，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法律移植之风日益盛行，然则忽略了法律的民族性。本文以萨维尼的法律思想为切入点，结合中国民法的历史及现实，呼吁重拾法的民族精神，在民事立法和司法中重视民间习惯的作用。     

《物权法》中的农民宅基地物权

“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 这不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禁止城镇居民到袈村定居吗？这不是在以法律的形式，加深加固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结构吗？这不是在以法律的形式，加深加固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已经太高太深的城墙城壕吗？ 那么，我们能不问一声，这部尚未出台的法律，为什么如此陈腐、守旧而落伍？     

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

法学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而法律是宪政的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有系统的社会管制”所对应的不是法,而是中国特有的“礼”。１８４０年以前,中国无西方意义上的法学教育;１８４０年至 １９４９年,中国法学教育进入近代时期,从无到有,出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局面;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从头开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完善我国法学教育事业还任重而道远。     

现代法的人文困境及其出路

现代法治注定要以人文精神为其精神底蕴，以人类的进步和幸福生活为终极关怀。可无论在西方固理性主义的过度膨胀导致的法律工具主义盛行，还是在中国因缺失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和宗法伦理制下“人治”影响的国民性，都使得现代法治的建立遭受到了人文精神的困境。找出现代法治的人文困境原因及出路之所在，是现代法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