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

正当法律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法律中程序正义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可以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     

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

正当法律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法律中程序正交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可以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     

法治的程序主义路径

程序理论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发展中备受关注。对法律程序的概念进行梳理,分析法律程序的基本要素,其具有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等相关功能。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来说,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基本权利的保护,程序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并且,当今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并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变革模式、同时又希望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那么突出程序合理性和秩序正义问题就更有特殊的和紧迫的意义。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程序问题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对深入理解和认识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强调法律程序的取向,一方面在于当前受"唯目的思维"影响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滞后,另一方面在于法律程序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化、制度化的基石。因此,要充分发挥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应有的作用。当前我国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在于完善立法程序,推进程序性立法和现代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健全行政程序,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完善司法程序,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完善程序性制裁制度,树立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威。     

立法程序的功能分析

立法程序的功能是指立法程序作为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 ,在一定的价值取向导引下 ,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 ,而在其设置和运行过程中对其它事务发生的客观影响。分析立法程序的功能 ,就是对立法程序在社会整体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理性审视和评价 ,这些作用体现了立法程序在法律制度乃至社会整体中的特殊地位。制度化意义上的立法程序是人类社会进入宪政时代以来的必然产物 ,其功能就在于规范立法权合理运行、提高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保障和实现人权 ;同时 ,一个值得公众信赖的立法程序容易增强立法结果的权威性和社会成员对立法结果的认同感 ,从而有助于产生一种社会向心力 ,并有助于使各种利益争执通过文明的程序得以和平地解决     

权利主导模式下的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研究

意大利在司法改革中确立了多元化的刑事特别程序.但是,立法突进引起“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冲突:司法适用率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诉讼周期依旧漫长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对刑事特别程序不断修正,平衡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主导型模式: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保留部分职权主义传统,赋予法官更多程序审查权和检察官更大司法权力.我国刑事司法也存在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问题,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的权利模式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颇有启示.     

浅论元朝刑事诉讼程序

元朝统治者广泛地吸收不同的法律文化,以其独特的法律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治.元朝的刑事诉讼与我国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相比较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时强调“唯蒙古至上”同时,广泛吸取“汉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北异制”,这种具有多元化的刑事法律制度,对维护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物权变动模式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国家三种物权变动模式的确定受一国社会经济状况、法律传统和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民族精神的制约。基于对我国确定物权变动模式因素的考察 ,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的经济分析

先行先试属于法律试行的立法模式,以人的有限理性为理论依据,试图在集体行动中形成自发秩序,是国家推进和社会推动相结合的社会改革方式。通过对＂先行先试＂立法模式进行制度经济学上的供给需求分析,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依赖市场主体利益而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以法律供求均衡作为法律试行效果的检验标准;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先行先试立法模式付出的成本为试错成本和边际成本,所获得收益为立法的学习收益和反思收益。这启示我们,需要在法律试行过程中坚持立法科学和立法民主的结合,实现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互动,从而实现法律运行的效用最大化。     

回应抑或主动：侦查程序启动的模式选择

回应侦查模式较之主动侦查模式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于权利优先、权利是权力的界限的价值关系。鉴于当今日趋复杂和多元的社会关系,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状况,犯罪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行为过程的复杂性,一些性质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对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具有重大危险性,侦查程序启动在确立回应侦查模式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应当在一些特殊犯罪的侦查和防控方面正确认识主动侦查模式的必要性。要以回应侦查模式为基础,以主动侦查模式为补充和例外,有效实现权利保障和犯罪控制的价值平衡。     

当代中国法治生成模式探微

西方法治的生成主要有赖其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基础的同时同向务实;以法治生成所依凭的社会基础的来源不同,西方法治的生成模式分为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两大类;当代中国在对法治生成模式进行选择时,应当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以人的自由权利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和实体价值的问题.     

以公共听证为核心的行政程序建构

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为核心而构建,区分行政活动的行为形式和法律形式,以行为的“法效力”确定行政法的介入空间和限度.这种学术体系适应了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传统法治理论.在现代社会中,行政活动既要遵循以个体权利保障为核心的法律形式理论,更要适应国家任务转变和行政活动方式拓展的现实,建构行政任务导向的现代程序架构.公共听证因其程序开放、信息公开、利益互动、责任共担而成为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     

论传统民间调解的创造性转化

在当下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建设法治国家不能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必须正视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传统民间调解作为法治的本土资源具有浓厚的法治意义。传统民间调解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性存在,在新旧法律传统下由不同的功能,旧法律传统的民间调解具有教化特征,而新法律传统的民间调解则具备治理特色,要以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基点,对传统民间调解进行创造性转化。     

从“米兰达法规”看警察执法中的程序正义

社会的公正是社会对待全体公民的公平和正义,是法律对待罪犯和受害人的公正和不偏不倚,是社会对罪犯的理性惩罚和对受害人的补偿。程序正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正这个实体的有效途径,警察在执法时遵循程序,给嫌疑人以程序的正义,是对警察法律意识应用法规的高要求。我国可借他山之石,在法律上规定这一操作性程序。     

论法律制度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以从集团本位到个人本位的变迁为例

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的相适应性是法律制度本身存在和发挥其工具价值的前提条件,我们首先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有关法制与现实的关系的论述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然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维护集团本位的法律制度同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关系,分析中国现代对个人权利维护的法律制度同当今现实的关系,通过对传统与现实法制存在法制基础的对比,揭示出由于现代法制与现代社会基础不相适应所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初探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其立法模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反恐刑事程序立法技术、经验、背景、习惯、体系及价值取向等内容，而且是一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有助于维持本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传统无讼法律观的历史功能和当代价值

传统无讼法律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法律观念在维护经济秩序、缓和社会矛盾、降低诉讼成本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社会功能.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它所包含的主张礼法并用、强调道德教化、注重纠纷调解等合理因素,对摒弃"法律万能主义"倾向、预防犯罪、节约司法成本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吸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利用.     

法律援助供给模式及其改革

法律援助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其本质是一种政府责任。政府应当通过财政供养公职律师,或者通过财政预算等间接方式购买社会法律服务提供给弱势群体。政府应坚持以社会公平为导向,加大财政投入,整合公职律师和法律援助等政府法律服务资源,调动高校法律专业师生等社会法律服务资源,以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

文章阐述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和理论进展 ,揭示了传统东方法律文化所固有的三条逻辑规律。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社会法律的运用进行了现实的透视并从文化的视角入手进行了分析 ,指出应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法律 ,才能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本土法律资源的合法化 ,最终在这种纵向与横向的嬗变中为中国法律文化找到最佳的坐标。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构想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公害濒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屡屡发生,但囿于现行法律的缺失,以致此类现象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不能满足日益强烈的社会需求,迫切需要一种制度加以保护,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这一制度的建立进行程序上的思考和探索,以期对日后在我国建立有本土特色的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