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司僵局的出路

近些年来，有关公司僵局的司法纠纷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相应的司法解散也已经出台，但并没有有效的解决公司僵局问题。文章通过几个案例，结合公司僵局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些破解公司僵局的建议，主要是从完善司法救济，寻找公司解散替代途径等，希望有利于公司僵局的破解。     

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措施之初探

我国《公司法》为防止公司陷入僵局规定了司法解散制度，但司法解散将导致公司人格消灭，对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具有终极的破坏性。因此，尽量采取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打破公司僵局以避免公司解散。文章从董事会僵局与股东会僵局两个方面探索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     

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正当性与局限性——兼论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的重构

公司僵局是公司特有的治理机制导致的内部运行失灵状态，与公司纯粹商业意义上的经营困难无关。因此，解散公司、结束经营并非公司僵局的必然后果。虽然司法救济公司僵局具有必要性，但司法救济本身具有局限性，应保持一定的限度。我国法律规定的公司僵局司法救济途径只有强制解散公司一种，这种以消灭公司为代价来解除公司僵局的救济方式，成本过于高昂。我国应拓展公司僵局司法救济途径，规定强制解散公司的替代措施，强制解散公司只是在公司处于治理僵局且丧失经营能力时的最后救济手段。     

公司僵局的应对机制及完善

公司僵局乃公司的股东或董事由于对公司运营过程的决定性决策不能达成共识而产生纠纷,不愿妥协而处于僵持状况,使公司无法正常运转或瘫痪的事实状态。公司僵局易致公司债务堆积,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我国目前解决公司僵局的机制主要有调解与仲裁制度、司法解散制度、强制股权收购制度、股东的撤销申请权和查阅权制度。完善公司僵局解决措施时仍需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改进司法解散制度,重视公司章程。     

公司僵局救济方式的比较分析

公司僵局是公司经营过程中极易产生、在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公司治理难题.公司僵局的本质在于公司治理机构失去行动能力而无法有效从事经营活动.世界各国对公司僵局救济方式的探究中起重要作用的有:赋予异议股东股权收购请求权,指定监管人和临时董事,引入退出权与除名权,公司分立等多种替代性措施,以及司法裁判解散等公力救济措施.各国救济路径为将多种替代性措施的私力救济作为司法介入的前提.因此,我国处理公司僵局案件时,应借鉴各国的不同方法,根据具体案情,将以上替代性措施作为裁判解散公司的前置性条件,以求更妥当地处理公司僵局问题.     

公司僵局与公司解散请求权

从表面上看,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来自股东或董事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公司的制度安排和闭锁公司的组织形式。以期待利益落空理论为基础、以法院司法介入为手段解决公司僵局问题,其中赋予股东公司解散请求权是最为常见的方法。     

论公司僵局的救济机制

新《公司法》第183条创建了司法解散公司之诉制度，对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公司僵局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该条文过于原则，需要对其进行具体解释。本文在简要比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公司僵局的救济机制，并着重从解释论的立场分析《公司法》第183条的定位和适用。     

公司僵局及其调解解决

公司僵局是在公司运营的过程中由于股东之间或者公司管理层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致使公司陷入瘫痪或无法正常经营的情形.我国在2005年颁布的新<公司法>第183条中明文规定了在此种情形下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由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公司具体形态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救济途径,调解就是其中之一.调解解决公司僵局更有利于僵局的解除,并降低交易成本.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完善

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作为小股东的维护权工具和解决公司僵局的最终途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还是个新鲜事物,必须从诉讼程序和清算程序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作为一种极端的救济手段,适用上要慎之又慎,可以有两种替代措施:一是股东代表诉讼;二是股份回购请求权.     

司法介入公司僵局处理制度的探讨

司法介入是当前公司治理中的一个必然趋势。美国在公司僵局处理之中有较为完善的司法介入方案。我国在本次公司法修订中虽然在诸多方面都有顺应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的改进,但对司法介入公司僵局处理这一问题并未予以关注。文章对公司僵局的内涵以及司法介入处理制度的存在原因进行了阐述,并在介绍美国司法介入公司僵局处理制度的同时,提出了我国所应构建的制度模式。     

构建我国公诉变更制度的几点思考

公诉变更是控审分离的刑事诉讼结构下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公诉变更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长期以来一直依据相关的司法解释行使公诉变更权。司法解释存在着过于简单的缺陷,使得实践中公诉变更缺乏严格的操作规范,应尽快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我国的公诉变更制度。     

从保障人权角度浅议司法权

司法权是掌握对公民生杀予夺大权的国家权力,诉权是人权的司法最终救济性权利,是人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我国司法权对人权的侵犯的现象,给予人权以司法保障就是明智的选择。     

我国刑事司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现有刑事立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司法机关应树立遵守国际条约、加强国际合作及强化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遵守本土化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并允许司法机关在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前提下进行诉讼规则的适度创新。要使我国刑事司法与国际公约相衔接，必须完善我国宪法规定、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     

论对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追缴

在我国现行的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程序的不公开,对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和程序救济权的剥夺,使得我国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缺失了基本的诉讼特征,而更具有行政性治罪活动的性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主张在基本的诉讼格局中,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这种民事追缴程序的诉讼流程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浅论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由一起案例引起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时效问题往往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能否受到法律的保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的“知道”和“应当知道”,从而准确判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公正·效率·效益--诉讼活动"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

本文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诉讼价值的取向日趋多元化,任何一种价值的实现可以说都是诉讼目的某一方面的相对满足.然而公正、效率、效益,可谓是任何诉讼活动所追求的"三位一体"的价值目标.其中,公正是诉讼的核心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有效保障,也许在特定的法律文化背景下,公正与效率在诉讼价值的追逐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它们会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和发展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才确实需要效益在两者之间寻找和协调这种平衡.而效益又是协调两者关系的最佳平衡点.总之,三者之间应当是一种辩证统一的、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诉讼活动在司法实践中既保持理性,又不脱离现实,并最终为社会提供最大程度的公正与效益.     

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之探究

对刑事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平衡诉讼格局、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合理分配侦查实施权和侦查监督权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司法审查应由法院来实施,法院有权对侦查主体是否适格、证据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当等进行审查.文章认为,实施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还有赖于对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对检察机关职权和地位的再认识以及对法院体制和法官任用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借鉴与启示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对环保法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专门适用于环境保护领域。同传统的诉讼形式相比,环境公益诉讼在原告资格、诉讼范围、诉讼请求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这种新的诉讼模式却能够很好地提供了公民参与和监督政府行为的途径。鉴于此,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司法腐败及其防治路径

司法腐败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恶性毒瘤,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它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法律秩序,严重践踏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要从司法腐败的理论界定着笔,分析透视司法腐败的根源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以实现司法独立为视角,探求防治司法腐败的现实路径.     

论刑讯逼供产生的内在诱因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精神或肉体以获取口供的一种审讯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颗顽固毒瘤,而诠释刑讯逼供产生的内在诱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