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区别

认真区分司法权与行政权在统一性、行使特征、价值追求、性质、社会功能、独立性、公开性、依据、程序性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寻求矫治司法权之行政化倾向的对策和途径,克服司法权的行政化倾向,促进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处理规则

司法权与行政权力针对同一对象都有权管辖的时候产生管辖的冲突。三权分立体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体现为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力量博弈之后的平衡,无需冲突处理规则;而中国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冲突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与协调机关,因此需要冲突处理规则。中国司法权与行政权两种权力之间呈现共同源于最高权力机关,相互分开,相互替代的关系,权力的行使必然发生冲突。两种权力冲突的基础在于管辖权重叠,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两者冲突规则应当是“先管优先”原则,即哪一个权力先管辖了需要处理的法律关系并发生效力,则哪一个权力优先。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论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下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衡

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形式和权力在民的集中体现,行政权和司法权同属于人民公权的执行权,司法权侧重执行权中的判断,行政权侧重执行权中的管理。长期以来,人民公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关系不能严格依法行使,导致人民公权弱化,司法权过度依附行政权的局面。因此,应该进一步理顺宪政规定的权力间相互关系。     

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探析

在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发生关系的范围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破产、上市公司破产和公用企业等特定主体的破产案件。司法权和行政权关系的特点表现为,某些行政权前置于司法权、某些行政权配合司法权行使、某些行政权参与司法权行使。金融机构提出破产申请前是否需要经过监管部门行政批准,要区分不同情况做出立法安排。上市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则不必进行事前的审批。在破产启动后,司法权和根本性行政权在交互涉及领域的关系的处理上,应当以司法权统一裁判为原则。     

论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重构——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角度分析

行政诉讼是人为的宪政制度设计的结果,行政权与司法权两种权力运作模式的目标截然不同,这是现实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紧张的根源所在。正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差异性是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改革的基础。在现有的裁判方式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当全面取代维持判决,撤销判决中应规定重作判项,但内容不宜具体,履行判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应规定具体的内容,变更判决范围不宜过大,确认判决的存在仍有必要。     

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立政权组织形式的指导原则之一,对于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本文介绍了"三权分立"理论的历史沿革,由孟德斯鸠的观点引出对于司法权与行政权各自特点及相互联系的分析,明确"三权分立"理论中两者的关系,并且针对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进一步阐明了"三权分立"的现实意义。     

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定位之我见──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司法权的行使具有极为被动的特征,而行政权则具有主动性和扩张性,由此产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诉讼中,行政权与司法权既有基于法律规定的相互渗透,也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超越。对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定位分析还涉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审理根据等问题。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证券业监管中司法权的介入及其与行政权的互动

司法权对证券业的和谐介入,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在我国的证券业监管中,司法权介入的适度性以及其与行政权互动的边界均较为模糊,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困境——以涉诉信访为视角

目前,涉诉信访已经反映出我国司法公信力降低的问题,如何恢复司法公信力,重建法律的公平、公正已经成为当前司法领域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博弈角度来探讨这两种不同的解决纠纷机制如何能够实现良性互动,使社会纠纷能够在制度范围内解决,这是解决目前涉诉信访问题的根本所在。     

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与交融——从有限司法变更权谈起

有限司法变更权在<行政诉讼法>实施过程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对它的质疑也令人深思,司法变更权之争反映 出现代社会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分权制衡学说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冲突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本文试图改变过去强调对立抗衡的视角,从权力交融与渗透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并为其解决寻求出路.     

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若干问题思考

本文采用如下定义:司法权指审判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狭义司法权。司法行政权指与审判权有关的行政权,部分司法行政权带有“准司法性”,但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司法行政权包括两部分:(1)在法院内部,除审判权之外,法院的财政、人事任免、司法裁判以及其它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等行政权。(2)在法院外部,侦查权、公诉权、法律监督权、监管权、司法考试、非诉法律事务以及法律职业管理等。以上除审判权之外,所有这些分散在若干个职能部门之中(包括法院本身),各自与法院的审判权发生职能上的衔接的行政权,均系司法行政权范畴。该范围比通常所说…     

司法鉴定制度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问题

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之所以愈来愈受到更多的关注,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事业的迅猛发展,在司法体制领域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如火如荼的改革,以及这些改革措施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推动。另一个是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种种弊端,表明其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一般民众对公正与效率这一基本诉讼价值的追求。在这种内部推动与外部压力的合力作用下,司法鉴定走上了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之路。因此,从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来说,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顺应和坚持国家司…     

司法权对行政权运行失范的控制——对一则行政许可判例的学理链接

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一案的基本案情如下：1995年9月，原告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与市规划局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得到市政府同意向其出让土地使用权的36号批复。原告于1996年1月与海清公司和泰生公司签订合建楼房合同，至1996年11月，该合同由原告和华欧公司共同履行，其间，毕欧公司违约，原告于1997年8月再次向省高院提起民事诉讼。     

重作判决的立法思考与司法适用——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为视角

本文认为,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分工合作、监督制约的关系,两者关系的定位是重作判决立法的重要考量,亦应是重作判决司法适用的判断依归.人民法院在厘清两者关系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注重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法统一.     

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蚀——以刑事司法中行政鉴定的乱象为切入

行政机关经常以行政鉴定的名义侵蚀司法权,导致司法权的割裂。行政鉴定是对事实问题的专业判断,而非对违法性问题的法律意见。司法权不能过于被动,不能仰赖于行政权,它应当有所作为。在刑事司法中应当严格区分行政认定和行政鉴定,建立合理的行政鉴定程序,取消必须性的行政鉴定,慎重对待行政机关出具的检验报告,提高司法的主动性。     

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驳“行政权本质说”

现阶段,在法制逐步完善与公众法律意识不断强化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原有的侦查程序体制已显出诸多弊病与不足,保障人权与提高效率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研讨的共同主题,我国侦查程序的各个方面,都将面临重大的改革与调整。其中首先需要明确并统一认识的问题就是侦查权自身的性质,即侦查权究竟是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在这一点上,有学者从西方英美法系法学与权力理论中的行政、司法权的特点出发,主张我国的侦查权属于行政权,这种过于简单的归类不仅会造成理论体系上的混乱,而且其在改革中的实际应用更可能导致我国侦查体制乃至整个刑事诉讼改革步伐的倒退。辩明侦查权的性质,是合理规划整个侦查体制改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