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

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三权分离",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其焦点是土地承包权应否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侵权形态、救济方式和责任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两者应当分离。土地承包经营权包含土地承包权已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与纷争,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功能超载,妨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影响承包人土地权益保护等不利影响,两者必须分离。寻求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的途径,既要对现行理论进行反思,关注改革实践以形成权利分置的理论共识;又要重视在《农村土地承包法》或《物权法》中进行土地承包权的制度设置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完善等权利分置的制度构建等问题。     

社会保障视野下农村土地制度完善之思考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定位模糊及价值定位冲突、宅基地使用权不完整、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应当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规范土地流转,将土地流转中的收益用于集体内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法律思考

近些年土地流转在广大农村悄然兴起 ,它是继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土地承包改革之后 ,来自农村的又一创新之举。它是市场经济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中的进一步深化 ,它不仅抑制了农村土地抛荒 ,而且还解决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同时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诸如 ,土地流转无法可依、农民土地承包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土地流转形式较乱、造成了一些纠纷等。当务之急是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制建设 ,确认、巩固土地流转改革成果和解决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修改现存法律有关内容 ,其次尽快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法》 ,再是尽早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法》 ,明确土地流转的原则、形式、程序、监管和责任 ,使农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轨道。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法律问题与对策建议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是学术界研究农村土地问题乃至“三农”问题的一个热点。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农用土地利用权流转法律制度经验和农村改革发展及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符合“条件、自愿、规范、有序、依法”之客观要求．提出解决对策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完善思路,最关键是尽早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专门法律．并建议制定《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条例》。     

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样化角度谈公证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两个市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进一步放松对士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制,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济,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々业合作社等规模经济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立法完善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制度,按照依法,有偿,自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我国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也认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是,我国立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不足之处,本文仅就立法上应当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提出相关见解。     

土地征收征用与财产法治发展——兼谈对待当下行政管理革新举措的态度

土地征收、土地征用的概念与一系列相近概念长期处于模糊歧义状态,值得认真辨析;应当重新审视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和农民土地权利保护机制。从财产法治的视角看,中国土地征收征用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问题,突出的是滥用征地权力,征用范围过宽;征地程序不完善,缺乏透明度;征地补偿费不合理、不到位;安置途径简单化,社会保障不力;对违法占地行为处罚过轻、监管不力;等等。鉴于此,应当按照宪法新精神和《物权法》的立法原则以及我国财产法治发展的要求,从深化征地制度改革,规范征地审批权限和程序,改进征地补偿费的确定及分配方法,完善面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征地补偿的监督等方面入手,逐步完善我国的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对于当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以及不断出现的其他领域行政管理革新举措,应当用发展和法治的眼光来看待、冷静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同时改革的主事者也应更严谨、更审慎地对待此类重大的改革创新工作。     

中国土地流转制度历史演变探析

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土地流转制度,历次革命或者变革都与土地流转制度有关.春秋晚期,中国出现了土地出租、买卖等土地流转方式.商鞅变法后,私有土地合法化,奠定了土地流转制度的基础.秦汉以后,中国土地流转制度日趋成熟.但平均地权的思想和多子继承制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兼并.近代以后,中国土地流转政策经过土地革命、承包制等改革,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流转制度.但是,当今的中国土地流转制度还不健全,与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需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土地流转规划制度与监管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视角

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路径。鼓励土地流转,连地成片是完成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然而在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进程中,承包地流转的法律问题众多,严重阻碍了土地规模经营良好效益作用的发挥。为有效实现土地规模适度经营,文章从土地流转规划和土地流转监管两方面入手探讨土地流转中的问题,并就如何建立有利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流转制度提出相应对策。     

土地流转的瓶颈探析

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的施行使我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为土地流转的问题。土地流转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之上的对土地使用效率的追求。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地方农村土地流转不动。本文分析了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诸多“瓶颈”,这些“瓶颈”表现为:土地流转缺大户、缺资金的问题;农产品市场缺活力、缺热点的问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问题以及现行政策法律方面的问题。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建构简论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对于研究犯罪构成具有前提性意义。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三个基本前提的认识。犯罪构成不是法律，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具理论。犯罪构成的机能包括工具机能和理论机能。前者又分为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后者又分为整合机能，体系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犯罪构成模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适当解释，是否支持评价，是否和谐，是否经济。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主次顺序，不可等量齐观。     

程序正义的重心:刑事侦查程序论--兼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侦查程序中充斥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衡平,为此,侦查程序的架构必须突出程序的限权功能和体现程序的控权性,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置制约国家侦查权,防止其误用、滥用,危害人权。为此,侦查程序的发动、运行和终结始终应当受到程序法的严格控制,必须依循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宪法制度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变革的需求,首先是对宪法变革的需求。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和宪法监督方面还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宪法变革的重点,一方面是完善财产权的保护,重新确认公民的罢工权和迁徙自由权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是通过建立宪法法院,推行宪法诉讼制度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略论中共十六大的历史地位

从历史的比较、国外媒体的反响、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大会的过程和通过的政治报告等角度分析,十六大是一次成功的、顺利的并有新的理论建树的党代会。其理论贡献堪与党的七大、十五大相比。十六大将以其成功和真正继往开来的特点,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食品安全法》之食品召回制度适用研究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对我国食品行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无疑产生重大影响,切实保障了食品行业的规范运行,尤其是其设定的相关制度,如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和评估制度、食品召回制度等,从法律层面上对食品安全加强了规范和监管。本文主要分析第53条确立的食品召回制度,从这一制度的立法动因出发,介绍了有关食品召回的相关概念;通过对本条的解析和对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仍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对我国食品召回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提出建议。     

论商事公告主体的变革

本文从商事公告的定义开始分析,抓住商事公告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保障交易安全,并结合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以及商事公告的效力问题得出将商事公告主体由国家机关转向商主体是大势所趋的结论。     

论强制执行对象的有限性

执行对象是有限的。其表现为:某些执行案件中只能对被执行人有限责任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有条件的可以对人身进行强制执行;对某些行为、不作为不能强制执行。违反执行对象有限性的救济措施。包括撤销执行、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     

银行业关联交易监管问题研究

银行业关联交易有着独特的表现领域——与代表社会资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关联交易、与混业经营趋势下保险业、证券业的关联交易，在这两方面又分别表现为不同的危害（尽管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的）。我国目前银行业关联行为的监管制度及现状已不能完全满足金融体制急剧变革的需要，应从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完善关联交易监管立法等方面加强监管对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