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我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规范彼此间的形式冲突不足以否认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足以结构性取代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宪法中关涉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凝聚和承载着一国精神的内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适用性。厘定宪法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容时应秉持一国的原则。占中公投既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违反宪法。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个问题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讲了三大问题,一是“一国两制”的关系,说明“一国”是“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二是中央与特区的关系,说明中央的职权和特区职权的划分,高度自治不同于完全自治;三是特区的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关系,应坚持以行政为主导。     

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

本文以宪法与革命为主题,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对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立宪建国及其不同路径给予了理论探讨,尤其对洛克、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宪制问题提出了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辨析,并进而勾勒了中国百年宪制的革命建国历程。本文认为通过革命而制宪,宪法终结于革命,宪政出场,革命谢幕,革命的反革命是现代宪制的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各自实现了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而法国大革命则陷入激进革命的震荡之中,至于现代中国的百年宪制,这个革命的反革命还远没有完成。     

宪法体制下的行政保留

我国的宪法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权力分工制,宪法已明确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因此除了宪法保留、法律保留之外似乎无行政保留之空间.然而在国家权力的具体实践中,基于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以及国家权力分工的需要,使得行政保留成为现实存在的一种状态.并且业已成为行政法治的一种形式表现,如何以完政的视角来分析这种实际状态,需要对行政保留所存在方式进行法理性分析,把握行政法治的实质,通过宪法和法律来确分行政保留的范围,对行政保留权予以规制.     

港澳行政主导政制模式的确立与实践

本文探讨了港澳采取行政主导政制模式的缘由 ,分析了港澳基本法所设计的政制模式 ,即以行政主导为特色的行政长官制及其表现 ,本文认为港澳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相互制衡和互相配合都是在行政主导原则下的制衡和配合。同时 ,在行政主导下 ,行政对司法有一定的制约。香港回归后的金融保卫战使行政主导政制模式得到有效验证。     

古代宪制、法律职业与主权者革命

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被视作司法独立在西方世界确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法律人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英国故事”但对于17世纪英国司法史的分析却表明，传统的“宪政王义”和“职业王义”的解读都存在简单化的倾向，而忽视了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利益角逐与政治走向 这一时期法律职业阶层的分裂与斗争，都无法简单归因于道德或职业水准的高低，而更多来自于与现实政治冲突的纠缠；追求独立的过程本身存在着诸多“反独立”的悖论 光荣革命后法官独立的确立，深层动力来自于王权者的身份转换、政治决断与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     

法院主导执行体制的构建

我国目前执行体制存在问题较多,本文在刑事一体化背景下提出法院主导、监狱实施的执行体制。首先,从执行权的司法性、行政性之争开始,认为执行权具有司法的一些特点,同时又具有行政的一些特点,并导出是何种性质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利于司法目的之实现。其次,论述了刑事执行一体化的大背景。进而指出法院作为一体化中的第一体的论断。最后,对具体的制度设计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立法解释

有关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所有争议均源于基本法的混合特性。基本法第158条设计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区分“-国”之下大陆法和普通法之特质,且可以保留两种法律及司法制度的基石。不过,由于基本法第158条“是两种法律制度妥协的产物”,它是导致基本法解释混乱和冲突的根源。总体上说,第158条蕴含着-种有待巩固确立的宪法秩序。     

比较法视野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行政主导实质及其启示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属于公法责任,可以通过行政和司法救济方式实现。考察外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诸形式均呈现实质行政主导特征。从应然层面,鉴于修复责任的公法属性,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启动和生态环境修复决定内容的形成上,行政机关都应居于主导地位。我国救济方式的顺位和司法救济具体制度设计应遵循有利于行政机关发挥作用的原则。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式顺位应该如下：首先运用行政命令,其次适用行政机关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最后采用由环保组织或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弥补法院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应授权法院要求行政机关编制生态环境修复方案草案。     

健全人大主导立法体制机制研究

人大主导立法,也就是人大作为立法主体,对立法选项、立法过程、立法结果具有完全的实际的决定权.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规则.但在长期立法实践中,人大主导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落实.完善人大主导的立法体制机制,必须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完善立项机制、起草机制、调研机制、审议机制、表决机制,深化代表参与立法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健全专家参与立法机制.同时要加强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能力建设,加强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和立法队伍建设.     

重塑行政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现代政府、责任政府提供的首位公共产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即政府要保障公共产品的和谐供给与和谐需求。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体制。而公共财政的建立又是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体制的要务。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法治发展的主导

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分析,形成科学的意识形态。本文将从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几个方面的论述为依据,试图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导作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理学思考

香港基本法是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基本法律。作为基本法律，它在制定、内容、结构、解释和效力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特点。香港基本法对当代中国法制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它在当代中国法制的立法制度、渊源制度、法律体系、司法制度、法律适用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发展变化。不仅如此，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既对中国法理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中国法理学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机遇     

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宪法实施的监督

在美国 ,政府是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在内的概念 ,美国政府的三个部分均在通过自己权力的运用实现和其他两个部门分享着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通常通过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提出法律或宪法修正案的建议 ;行使否决权 ;公布行政条例等方式解释和影响宪法。宪法问题的决定往往是行政机关与其他两个机构互动的过程 ,这个过程充满了对话、妥协和斗争。美国宪法监督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法治尚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以启示。     

行政法治发展战略问题引论——30年行政法治发展路径与方向的反思与前瞻

行政法治发展战略问题的核心在于行政法治的理想图景及其实现途径.行政法治发展战略思维是把握行政法治实践的基本结构、根本矛盾及其运动形态的思维原则、方法的总称,具有基础性、系统性、根本性和价值性等特征.要清醒地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定位于基础阶段,在制度建设上着力防范和克服法治进程中"制度失灵"与"泛形式化"的消极后果,必须强调和突出行政法制的"秩序重建"与"价值共识"的双重功能,着力解决其中的民主行政、组织法制、实体正义与监督合力等行政发展战略的重点问题.     

古代宪制、法律职业与主权者革命 重读“司法独立”的英国故事

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被视作司法独立在西方世界确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法律人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英国故事"。但对于17世纪英国司法史的分析却表明,传统的"宪政主义"和"职业主义"的解读都存在简单化的倾向,而忽视了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利益角逐与政治走向。这一时期法律职业阶层的分裂与斗争,都无法简单归因于道德或职业水准的高低,而更多来自于与现实政治冲突的纠缠;追求独立的过程本身存在着诸多"反独立"的悖论。光荣革命后法官独立的确立,深层动力来自于主权者的身份转换、政治决断与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     

央地财政关系的宪制变迁与法制调适

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规范调整国家财政权力的纵向划分,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本质是一国财权财力在中央与地方间的调配,与一国的宪法体制密切相关。作为“元规则”,明晰的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规范对于一国的财政法治化至关重要。我国的《共同纲领》以及四部宪法对央地财政关系都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变迁过程与国家央地财政关系的探索实践相关联。国家最终确立了“分税制”的现行央地财政关系,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国家治理工作的宏观不利影响和对央地财政分权机制的制度性阻碍。现行央地财政机制仍受国家法治化和国情的影响,应通过法制调试手段,按照集权有度、分权有法的原则,合理划分央地财政权责。     

香港的行政救济制度

<正> 行政救济,并非法定名称。世界各国各地因制度、传统差异,学术上也并无定论。一般认为,救济,系补救的意思。权利救济,指对已经受到损害的权利给予补救。依此理解,凡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加以纠正,或对于因行政行为而遭受财产损失的人给予弥补的制度,都属于行政救济。 香港回归后,原有的行政救济制度继续保留,但某些名称、词句应有所替换,本文除去背景介绍中另有明确指出外,对相关名称、词句已作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