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依法治国的核心

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实现法治国家 ,必须对其予以限定。宪法的限制是第一层次的限定 ,宪政是第二层次的限定。宪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实行宪政是实现法治国家的保证。实行宪政必须对权力进行三个层次的制约 ,即规范制约、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 ,进而要求有高度权威的宪法 ,实行政府权力分立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我国政府权力宪政制约探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能泛化，且政府权力不应介入市场功能的有效边界内。在对政府及工作人员权力“软约束”无效的条件下，必须引入宪政框架对政府权力予以约束。这既是宪政国家内在的本质规定．又是我国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要求。针对我国政府权力制约面临的现实障碍与宪政困境，必须从政府权力法制化、重构三权关系运行等方面入手，建立有针对性的政府权力制约机制。     

宪政视野中的民主政治

宪政就是被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公共权力。宪政民主的价值是使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宪政民主要受到环境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宪政民主的公共权力构建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宪政民主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社会力量的作用。     

西方宪政危机成因分析

西方宪政危机本质上是宪政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具体到不同宪政国家,其宪政危机的发生,则各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从世界近现代宪政史来看,宪政制度的缺失,国家权力秩序的失衡,国家权力的腐败,政治势力的恶斗,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育不成熟等是导致宪政危机产生的主要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深入探讨宪政危机的成因,对于寻求化解和预防宪政危机的有效对策,促进宪政文明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成本对权利观念与宪政理论重构的影响

＂权利的成本＂理论从＂权利依赖于税＂这一常识出发,立足于权利的可行性,厘清了传统权利观念的种种误解。法律权利的实现需要公共成本负担,因而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分法并不适当,一切权利都是积极权利,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保护。公共资源有限,权利的实现需要平衡,因此具有相对性,而非常见的绝对性。这也论证了权利与责任的内在一致性,提倡从权利话语到责任话语的重构。个人自由在本质上依靠社会合作与政府行动,私人权利也具有公共属性和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这超越了权力与权利的零和博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面临危机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做出了论证。但在中国独特的语境下,应注意保持这一理论作为自由宣言书的底色,避免其沦为行政擅权的辩护词。同时应正视税收对宪政的促进作用并完善公共预算改革。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宪政基础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其背后明显蕴含着深厚的宪政元素。突出"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政精神,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多元化制约,是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议题中的应有之义。     

我国制度变迁中的政府权力宪政制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能泛化,且政府权力不应介入市场功能的有效边界内。但在现实的制度变迁中,政府权力对市场主体与市场运行的干预始终边界不清,政府在许多本应由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积极干预＂,严重抑制了市场机制本应发挥的作用。有鉴于此,必须从宪政的高度监督与制约政府权力,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以确保政府权力的良好运作。     

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

政治文明是一个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抽象出来的且相对独立的概念。从内涵上说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 ;从外延上说 ,政治文明包括政治观念的文明、政治规范的文明和政治秩序的文明。政治文明同宪政的关系表现为 :政治文明是宪政的前提和基础 ;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支柱和灵魂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主流、本质和终极趋向是政治文明的宪法化和宪政文明。文章最后还讨论了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政的建构问题 :即建构“民主”与“宪政”的协调并用模式 ,重塑“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模式及完善“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模式     

经济法之政府干预的宪政解读

宪政之于经济法的法治要求,意味着国家干预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应当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应该受到制约。经济宪政是以保障基本权利为基础、以社会本位为核心价值的宪政理念。为了实现政府干预的宪政目标,应限制行政权力,要求政府干预遵循法治化的进程,以确保宪政经济权利并接受违宪审查。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宪政视阈下的公共管理模式创新

宪政是现代国家运用宪法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权利保障原则、权力制约原则以及法治原则。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宪政基本原则与现代公共管理之间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构成了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张力。在宪政的视阈下,公共管理需要同时强调效率、价值和宪政支持的模式,既有政治的价值,同时管理又具备足够的能力,还有来自宪政的权力支持,从而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效率优先-均等共享-宪政支持"公共管理模式。     

西方宪政发展的自由主义背景

近代西方宪政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自由主义为西方宪政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与价值基础。而自由主义文化背景的不同 ,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由主义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对本国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的完善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 ,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种自由观 ,对宪政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并出现了“消极宪政”与“积极宪政”两种宪政模式。在现代社会 ,两种宪政模式的互动与平衡的实现 ,还需要在未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宪政的实践中继续探索。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中国特色宪政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既有共同特征又有着重大差别。政治文明所包涵的要素具有传统经典宪政论和新宪政论的内在因子。政治文明与宪政一般关系表现为:政治文明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政治文明是宪政的核心,宪政是政治文明的载体;政治文明建设促进宪政发展,宪政随政治文明进步而完善。合理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中国特色宪政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加强人大地位并同时注意对人大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论社会宪政

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国家公共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并存的公共领域二元化结构是社会宪政的社会学基础,社会公权力和人性尊严的密切相关是社会宪政的价值论基础,人性的善恶双重性是社会宪政的人性论基础,国家宪政对社会宪政的兼容性是社会宪政的政治学基础。在价值层面,社会宪政遵循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理念;在制度层面,社会宪政主要由社会民主制度、社会公权力制约制度和社会公权力保障人权制度构成。在全球＂社团革命＂浪潮冲击下,社会宪政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税权的宪政逻辑

税权是一个普遍使用而缺少权威界定的法律范畴。从本源上看,税权是国家主权的派生物,有什么样主权性质的国家就有什么样性质的税权范畴;宪政国家的人民主权本质决定了以税收为物质基础的一切国家权力只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使得权力和权利在物质和意志本源上实现了统一,具有同质性。税权范畴是对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力与权利同质性的概括和抽象,具有主权性、多维性、利益性、法律性特征,其宪政构造包括国家税权和人民税权两个方面,是一个统摄国家税收法权和人民税收法权的宪政范畴。     

论宪政视野下的公共财政制度

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与宪政制度有关。公共财政，是指在宪政制度下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给付行为或财政运行制度．具有公共性、非盈利性、法治性等特性．并以公共利益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依归。防止公共财政的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而所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需要法治的保障。只有建立宪政体制，才能有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     

宪政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在宪政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由此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确立以"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观念.在宪政制度下,需要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模式来确保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克服政府自利性现象. "宪政"就是"限政",即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在宪政制度下,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就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     

行政诉讼的宪政分析

中国近代社会几乎历次行宪都伴随着一场你死我活式的暴力革命斗争,而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轮回。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僵局,它通过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各权力相互之间关系的巧妙界分与处理,将中国推上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宪政之路。而它所体现在法治政府、人权保障以及宪政文化发展等诸方面的宪政意义也正日渐显露出来。     

宪政与权力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它善的一面，也有它恶的一面。权力的双重性对社会和个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权力可以分为个人的、少数人的、和多数人的权力。宪政与权力与有着紧密的联系，宪政总是围绕着权力运行的，没有权力也就没有所谓的宪政。宪政的两个特点就与上述权力的性质和分类有关。宪政的两个特点是：一是宪政有一个从只注重控制国家权力到扩大国家权力再到限权的发展阶段，第二个特点是少数人的权力进行控制到对多数的权力控制再到对双方的权力但主要对多数人的权力进行制约的同时适当保护少数人的权力的阶段。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来论述权力与宪政的关系。     

从权威的司法到司法的权威——论司法权威之宪政化意义

司法如果成为一种权威,它不仅能够对社会进行很好的调控,而且在宪政领域内,它也能起到防止权力滥用、制约权力有限度的行使的作用,也就是在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司法权威具有宪政化的意义。所谓宪政化,指的是司法权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在承认民主、法治、人权的基础上,用司法上独有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形式,以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解决公共权力异化的问题,从而真正维护宪法的价值观,保障公民权利,以期形成一种法治的政治秩序。司法权威的宪政化意义最核心的要点就是,通过司法权威所带来的制度化途径,将政治领域的政治问题转化成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