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躲猫猫事件"发生的根源——驳"侦羁分离"论

侦查与未决羁押均由公安机关负责，即“侦羁不分”一直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侦查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不能得到有力遏制，以及未决羁押场所中“牢头狱霸”现象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之一。但从实践来看，刑讯逼供现象通常并非发生在未决羁押场所，相反，侦查机关的办公室才是刑讯逼供发生的主要空间。而“牢头狱霸”现象的存在则与未决羁押场所由公安机关管理并无实质性联系。因此，“侦羁分离”并非治理刑讯逼供与“牢头狱霸”现象的根本之策。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躲猫猫”之社会监督评析

曾经轰动一时的＂躲猫猫＂事件让很多人意识到了社会监督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相关法律的缺位,公民在具体行使社会监督权利时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困难。这种情况将实际影响到监督的效果甚至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本文以＂躲猫猫＂事件中组织的调查委员会为例,对社会监督做初步评析,并对社会监督的构建提出相应建议,进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看守所何时不再“躲猫猫”

喧嚣多日的云南"躲猫猫"事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近日有了新说法: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存在"牢头狱霸",李荞明确系被以游戏为名殴打致死。晋宁县公安局及其看守所相关负责人以及当班民警分别受到撤职、记过等处理。     

关于强化审前羁押的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的思考——以“躲猫猫”事件为切入点

对刑事诉讼中的审前羁押实行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监督职权,但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层面,都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本文以“躲猫猫”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切入,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提出了当前检察监督审前羁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建议在现有机制下,从观念、立法、制度等层面加强对看守所的监管力度。     

从"躲猫猫"事件透视看守所职务犯罪预防

近日来被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云南“躲猫猫”事件真相水落石出，最终揭开了“牢头狱霸”的潜规则，暴露了看守所存在的体制弊端。“躲猫猫”事件并非偶然，在此事件之后，一些地方的看守所也陆续发生犯罪嫌疑人非正常死亡事件，这些恶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地方陆续开展了打击“牢头狱霸”专项整治活动。然而，打击“牢头狱霸”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未进行“羁侦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今天，构建看守所职务犯罪预防长效机制才能从源头上杜绝“躲猫猫”式的悲剧再度发生。     

网络时代的民意与法律应有之品性——从“躲猫猫”事件切入

躲猫猫事件演变为公共事件,源于公众的知情权受阻及对法律的不信任。公权力如何恰当地对待民意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网络具有脱域性,网络民意因此超越了地域性限制,能在政治或法律事件中产生巨大的舆论影响。网络时代的民意对法治建设而言有如双刃剑,有利有弊。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法律最需要的品性是人民性和运作的独立性,它们是树立法律权威必不可少的两个支点。民意应当经由合适、有效的途径进入法律实践,否则将损害法律的权威。     

“躲猫猫”事件背后的行政法问题分析

2009年年初发生在云南省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李荞明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了网民热议,国内媒体高度关注。随后组成的网民调查委员会将此次事件推向了高潮。本文运用行政法知识,着重从政府信息公开、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看守所制度改革三个方面对此次事件进行分析与论述。     

“躲猫猫”事件蕴含的价值冲突与抉择

2009年2月27日,在云南"躲猫猫"事件已基本查清,李荞明系被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但是,期间由于案件在全国造成的巨大影响,由云南省宣传部组织,首次成立了网民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参与"躲猫猫"事件调查,开全国之先河.     

从躲猫猫事件看政府公信力的建设

政府公信力是一种重要是社会资本,他是维系着政府和公民之间的重要纽带。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能够影响政府工作的执行,政策的实施,也是判断政府的施政是否正当的一个标准。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政府公信力的建设。     

“躲猫猫”事件呼唤独立调查制度

轰动互联网的“躲猫猫”事件，让一个由官方牵头组织的“网民调查委员会”一夜成名。可也仅仅过了一夜，这个委员会就草草收场。一天走马观花的考察，一份并未超出警方通报的报告，流星般的网民调查委员会非但没有解开“躲猫猫”之谜，反而带来新的问号。     

“躲猫猫”事件呼唤独立调查制度

官方邀请网民针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调查,本身就是公众与官方良性互动的结果。虽然相关组织工作匆忙,调查也未能得出任何结论,但昙花一现的调查委员会,毕竟体现了官方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和尊重。同时,官方邀请网民参与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也反映出官民双方都认可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必要性。     

由“躲猫猫”想到的有关地狱政管理

本文指出在监狱里类似于‘躲猫猫”之类的事件一直都是屡见不鲜的，这次的事件之所以被放大了并推倒了风口浪尖之上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狱警的解释太过荒谬，再一部分就是提醒人们，我们现行的狱政管理制度亟需完善和科学化了。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亮点与缺陷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逐渐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和缺陷,尽管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思想和理念还在,不过其中很多内容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因此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完善和修改.本文从行政诉讼法所作出的修改亮点与缺陷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调处群体性事件的“临床验方”

群体性事件一般人数众多,聚众者有唱“黑脸”的,有做“和事佬”的。由于处置这类事件往往比较棘手,致使一些参与调处的同志临阵怯场,不敢应对。笔者经过20多年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实践,对如何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有如下几点“临床验方”:     

坚持继承和创新，弘扬“红烛”精神

近期以来,在上海市委大力倡导下,如何培育和塑造新时期上海的城市精神,已成为全市上下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认为,城市精神是城市先进文化的浓缩、升华的结晶,要塑造好城市精神,加强城市的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政法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折射着城市精神的要求,又为城市精神的     

从嘉禾拆迁事件看司法对行政的监督

新华网6月15日的一篇题为<湖南嘉禾拆迁事件再调查:烂摊子不可收拾>的报道中,提到的原嘉禾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公室副主任,在"拆迁事件"后受到处分的雷知先的一段话耐人寻味.他说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竞合不合法."连怀疑都不敢."雷知先说,"我所想到的就是如何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如何做到政令畅通.谁知道最后的调查结果是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违法违规,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充分发挥“五大保障”作用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全面履行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职能,使“枫桥经验”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新时期的“枫桥经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夯实基础,搞好预警;创新机制,加强整合;依靠群众,化解矛盾;党政联手,一票否定;推进文明,共建小康。 一、注重队伍建设,理清工作思路,为丰富发展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提供思想保障 2000年10月,绍兴市司法局党委作出《关于在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开展两个“三项教育”活动的决定》,即在全市司法行政系统中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践线     

在司法行政工作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司法行政机关是我国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管理监狱劳教、实施普法依法治理、开展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等重要职能。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认真学习“七一”重要讲话，从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出发，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的指导方针，坚持达到“三个代表”的目标和要求，坚持把“三个代表”当做检验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努力实践“三个代表”。这是保证司法行政工作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     

从“躲猫猫”事件反思罪犯参与警察管理问题

继云南轰动一时的“躲猫猫”事件后，广东省高明监狱服刑的罪犯刘玉山在狱内死亡事件也真相大白。确实如网友们猜测的那样李荞明“致死因绝不是没有任何危险系数的躲猫猫”，而是“看守所内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刘玉山遭到值班服刑人员多次殴打，并做动作强度大的上下蹲训练，经抢救无效死亡。两宗案件都暴露出监管警察管理上失责、     

“牢头狱霸”问题与我国囚犯管理的制度选择——基于博弈论的法经济学分析

牢头狱霸现象在我国的监狱和看守所中长期存在，国家机关希望通过法律和政策对其进行打击，但这种现象却屡禁不止。对于牢头狱霸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式，相关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尚属空白。本文通过非合作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对新老囚犯的行为进行分析，揭示了在管制资源不足的状况下，管理者在制度选择时宁可冒着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依然选择产生牢头狱霸制度的深层原因和动机。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优势和不足，并对我国的狱政管理提出相应的立法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