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贿赂犯罪应当实行零容忍对策

王秀梅在《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上著文《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说，犯罪破窗理论认为，不及时制止违反道德的行为，就会向社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即社会接受这种行为，这些行为就会演变为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果国家对轻微违法行为置若罔闻，这种行为就会发展为犯罪；如果对犯罪惩治不力，就会使民众对警察、政府失去信心，犯罪就会蔓延。从《刑法》对贿赂犯罪数额的规定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由此产生以下弊端：1．贿赂犯罪的手段多样，导致根据数额认定犯罪有很大难度；2．随着经济的发展，     

论贿赂犯罪的新特点及其治理对策

贿赂犯罪逐渐成为职务犯罪的主要形式,同时贿赂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这给贿赂犯罪案件的认定与查办,给反腐败斗争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引发上述问题的原因是我国实体法、程序法规定得不完善,以及目前相关政策过于空泛,不能切实有效地指导实践。治理当前贿赂犯罪要对贿赂犯罪持零容忍态度,尽快完善司法独立,健全反贪法律体系。     

破窗理论视野下的新型财产诈骗犯罪研究

本文以犯罪学中的“破窗理论”为基础,探讨信息化背景下新型财产诈骗犯罪的两大核心问题,即其是否与网络环境无序性存在相关性,以及如果相关,对无序的干预是否会降低该类犯罪的发生,基于以上分析,探索我国当前新型财产诈骗犯罪高发的“破窗”所在.最后建立了“零容忍——控制犯罪源、整顿无序——肃清犯罪环境及被害人预防”三维度全面预防机制,为预防、控制和消除新型财产诈骗犯罪提供一种新路径.     

论“破窗理论”及其在环境犯罪防控中的应用--以“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为样本

破窗理论（亦称“破窗效应”）是从“环境→心理→行为”路径分析犯罪现象的发生机理，主张以“场域控制”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从“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来看，“破窗效应”在环境监管中广泛存在，环境犯罪多源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场域下“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破窗效应”透过对潜在犯罪者的直觉思维、行为惯性以及风险认知发生作用，进而激发乃至强化其犯罪动机。故此，政府可通过“场域控制”来干预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与行为：一是引入“情境预防”策略来以提升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二是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呼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藉此实现对环境犯罪的有效防控。     

英国贿赂罪改革研究

作为英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贿赂罪改革的最终成果,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已于2011年生效.该法以“不当行为”作为贿赂犯罪的本质,构建了较完备的贿赂罪体系.同时,该法简化了贿赂罪起诉批准程序、加大了刑罚制裁力度,并且在体现对贿赂犯罪零容忍立场的同时,更加注重系统消除政治和商业活动中的腐败因素.     

中英受贿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是英国贿赂犯罪立法改革的最终成果,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反贿赂法之一.在受贿犯罪立法上,该法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打击受贿行为,采用单一罪名模式,以“受贿罪”一罪规制各形各色的受贿行为,统合公共领域和私营领域受贿犯罪,并以“不正当行为模式”为根基,建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确定“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尽管我国受贿犯罪立法与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具有相当差异,但我国可积极借鉴英国的有益经验,严密惩治受贿行为法网,整合规制受贿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系;重视私营领域受贿犯罪,拓宽打击私营领域受贿犯罪的范围;改进受贿犯罪之犯罪构成,扩充贿赂范围并确立过错推定规则;完善受贿犯罪刑事责任,革新刑罚处罚标准并优化刑罚体系.     

当下中国反腐政策的考量诠释

当下中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的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商业贿赂犯罪的司法认定

近年来,商业贿赂犯罪呈上升趋势,有关商业贿赂犯罪在司法认定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商业领域发生的贿赂犯罪都属于商业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的对象应扩张解释为金钱、物品及其他财产性利益;赋予检察机关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案侦查权,建立反商业贿赂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机制。     

我国贿赂犯罪现状及立法完善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呈现窝案、串案多、涉及领域多、行业广等特点,在查办贿赂犯罪过程中遇到了贿赂犯罪的客观要件中＂谋取利益＂难以界定;非财物贿赂增多,贿赂犯罪难以认定等困难。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客体不明确,对象犯罪过小等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的基本界定

本文考察了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性问题,集中阐明了商业贿赂违法与商业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与公务贿赂犯罪的界限,力求严格把握政策,为依法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持。     

贪污受贿犯罪疑难问题解析之四：贿赂犯罪理论研究新发展

在刑法理论界，没有哪一类犯罪能像贿赂犯罪引发出如此之多的论辩，不但研究贿赂犯罪的论文难于计数，而且几乎每年都有专门研究贿赂犯罪的专著出版。尽管这些研究为贿赂犯罪司法认定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推动了贿赂犯罪的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完善，但贿赂犯罪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情况使理论界仍感应接不暇。综观近年来对贿赂犯罪的研究，或宏观，或具体，主要围绕贿赂犯罪的构成要素而展开。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与刑法中两类贿赂犯罪呈现交叉关系,包括一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以及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这两类犯罪既有共性亦有个性.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严重危害社会经济,是其共性,但是,在分割的客体和危害性存在个性差异.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根本上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对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和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应当采取"分而治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别对待.     

全球视野下商业贿赂刑法规制问题再探讨

从商业贿赂行为的全球刑事立法进程看,不仅开始较晚,发展较缓慢,而且主要国家在相关立法和刑事政策方面仍存在一些争议.虽然制定有效的刑事法律规制商业贿赂犯罪,确实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但仍有必要设置商业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人员贿赂犯罪在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应将二者相区别.我国在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时,应进一步明确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即以宽为主,以严为辅,宽严互补;分别探讨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正确看待刑法在治理商业贿赂中的作用,注重完善刑事程序法的相关制度,重视犯罪预防的重要性及其他治理措施的作用.     

贿赂犯罪“预防型”刑法规制策略构建研究

贿赂犯罪治理由"打击型"策略向"预防型"治理策略的转型,是国际腐败犯罪治理经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预防型"贿赂犯罪治理策略要求:在确立对贿赂犯罪实行"均衡性"治理理念的前提下,调整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内容,慎重处理贿赂犯罪罪量因素的功能,删除行贿罪犯罪阻却事由;修正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增设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科学设计其罪刑规范的基本内容,由此整体提升中国贿赂犯罪惩治的科学性。     

贿赂犯罪黑数对策小议

所谓贿赂犯罪黑数,又称贿赂犯罪暗数或贿赂犯罪未知数,亦称“隐藏的贿赂犯罪.”贿赂犯罪黑数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贿赂犯罪黑数越高,就越会对社会构成严重的危害. 为有效遏制贿赂犯罪黑数的扩张,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对策:(1)要从立法、司法和社会综合治理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特别是要对贿赂犯罪黑数进行实证性与专门性的理论研究,注重对贿赂犯罪诸社会因素的调查研究和司法统计,探索贿赂犯罪在新形势下的特点,做出预测,提出防     

商业贿赂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当前我国在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学界和实务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许多问题还存在分歧和争议,影响了查办商业贿赂犯罪的效果。本文试对商业贿赂犯罪行为概念和特点作出阐述,对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进行研究和探讨,获得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从而进一步提出完善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事实法律体系的构想,为治理商业贿赂,打击商业贿赂犯罪司法实践提供立法和理论依据。     

贿赂推定浅论

贿赂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但是,许多贿赂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因此,有必要运用推定对贿赂犯罪的某些情形进行认定.本文指出在贿赂犯罪中,推定可具体应用于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一对一”贿赂犯罪等方面.     

商业贿赂罪之刑法本体界定

商业贿赂首先是一个经济法上的概念,然后才是一个刑法上的概念,必须区分经济法上的商业贿赂和刑法上的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犯罪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商业贿赂犯罪是对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贿赂犯罪的集合称呼,它包括一系列具体罪名,而不是仅仅指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     

中日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之比较

中日两国对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都十分重视,但两国刑法对于商业贿赂罪的规定则不尽相同。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做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浅论贿赂犯罪的分类

笔者认为，对于贿赂犯罪不应当从发生的领域来进行分类，而应从贿赂行为侵害的客体来进行分类。按照这样的思路，贿赂犯罪应当分为公职贿赂和商业贿赂，公职贿赂中包括国家公务人员内部的贿赂犯罪以及国家公务人员与商事主体之间发生的贿赂犯罪：而商业贿赂则包括商事主体之间发生的贿赂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