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的文化整合功能

在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进程中,科举选士以其完备的考试制度、长期的考试实践,对中华文化整合产生了广泛影响。通过科举考试,儒学和汉字逐渐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所接受。这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当今华文教育和汉语水平考试的升温,正在发挥新的文化整合功能。     

科举考试与清代中期的理学

清代中期,尽管汉学居于学界主流,但在科举取士方面,清廷仍坚持理学标准,甚至还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强化。同时,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并随时间推移,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样,乾隆帝将一大批经史研究有成的学者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性理、经史兼重,取录人才方面广泛,更有助于统治者对士阶层的控制。如此一来,理学在科举中的地位客观上有所下降。这也是当时学风变化,汉学与理学地位转换所带来的结果之一。     

王国维哲学贡献考述

王国维是20世纪初的知名学者，虽然他最后的研究领域为文学和史学。但他在最初十年中，接触和研究的却是哲学。在这十年中，他为哲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如为“哲学”正名，初步创立中国哲学学科的范式，翻译介绍西洋哲学著作，以西洋哲学理论为指导思路撰写哲学文章。这些行为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时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对后人进行哲学研究的路径及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

王国维是继孙诒让、罗振玉等人之后研究甲骨文成就较高的学者之一。他在甲骨文字考释以及利用甲骨材料研究商代历史和典章制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甲骨文研究发展的历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对其研究方法和贡献进行总结。     

王国维死因三说与新探

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在1927年突然自投昆明湖而亡,从其自杀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对其自杀原因进行了种种的猜测和推断。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由于内在精神上的痛苦和家庭上不幸的遭遇,使其对生生死死看得较为轻淡;悲观的人生哲学,抑郁的性格,使其害怕社会变革。外在原因则在于北伐军在湖南处死了叶德辉以及梁启超准备东渡日本避难的传言,加速了他选择死亡摆脱压力的决心。     

科举考试旅行与“大陆游学”之比较

科举考试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的作用。文章针对清朝科举与同时期英国的“大陆游学”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分析,指出二者在出行动机、人员构成及旅游形式等方面均有异同。对比分析两者的异同,对研究当代修学旅游有一定借鉴意义,同时有助于更好地阐明教育对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     

从王国维创作看中国转型期文论理路

王国维自幼饱受传统国学熏陶，而后，王国维接触“新学”，叔本华的社会批判意识、悲观主义人生观以及生命哲学对王国维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因此，王国维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批判。在表现形式上，王国维以传统“词话”的形式点评前人词作．其作品在内容的深层已与传统词论大异其趣。王国维作品很大程度也影响了传统文论近百年的基本走向，然而，王国维这位亲手断送传统文论的革新者后来成为旧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并在旧传统“朱颜辞镜花辞树”的无奈中，最终选择了离开。这是王国维留给后人深层次的思考和对中国近代文人的深深的忧虑，或许正是这种忧虑让世人真正领悟了中国转型期的文论理路与时代归宿。     

论王国维境界说的系统性

王国维境界说的系统性,涉及到它的学术价值和地位问题。近百年来,虽然不少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但大都有零碎和残缺之感。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境界说的核心和中轴——“真”及其系统性、审美境界中“有我之境”的系统性、审美境界中“无我之境”的系统性等方面解读王国维境界说的系统性。     

王国维境界说的哲学内涵新论

境界说是王国维打通中西思想的一种尝试,也是其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对于境界说的把握,应该系统地从语言学、思想史以及王国维所处的时代现实三条路去寻找境界本体的哲学规定性,从而对境界说作出新的阐释。     

刘师培与王国维戏曲理论之比较

相对于王国维在中国戏曲理论研究领域的权威成就,刘师培的戏曲理论研究所受关注并不充分。事实上,不管是在写作时间和背景方面,还是在具体的戏曲起源理论研究层面,刘师培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某些理论暗合。对二者戏曲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阐发刘师培的戏曲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这对于重新审视中国戏曲理论发展史应当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     

王国维对《蒙古秘史》的研究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多时间里,以大量精力从事蒙元史研究。成书于13世纪中叶的《蒙古秘史》是研究蒙元史的三大史料之一,价值不言而喻,王国维亦颇用力于是书的研究。本文即对王氏为《蒙古秘史》写跋文、作校注、考证所记史事及编《〈元朝秘史〉地名索引》等方面的研究作一梳理。     

西方悲剧美学思想对王国维的影响研究

王国维的悲剧美学思想深受西方的影响.本文着重讨论了西方悲剧美学思想与王国维悲剧美学思想的相通之处,从而了解西方悲剧美学思想对王国维的具体影响.二者诗学理论的相通之处主要有：悲剧的“真”：人生苦痛的诗学;悲剧的“美”：“壮美”说;悲剧的“悲”：悲惨毁灭的大结局.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王国维的悲剧美学思想中西方悲剧美学思想留下的鲜明印痕.     

论王国维“完全之人物”教育思想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培养“完全之人物”教育目标的人。他认为：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完全之人物”,就要进行“体育”和“心育”的培养。“体育”是对身体的训练,“智育”是对智力的培养,“德育”是对意志的培养,“美育”是对情感的培养,“四育”不可或缺。王国维在中国教育史上提出了开创性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国维美学与20世纪中国美学

王国维美学对20世纪中国美学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在社会变革的历史关头,主流美学占据主导地位,不等于非主流美学没有自己的一定地位,它们都在发生影响,只是影响的范围、程度有别.把20世纪中国美学的开山大师与其后的美学家比照,我们就会发现美学在中国发展中的起伏轨迹,尤其是非主流美学家命运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是学科本身的必然的悲剧性.     

千秋壮观君知否——青年王国维在上海

22岁的王国维从外省来到上海,随即被推到时代风潮的前线。近代上海五方杂处、包容多元,从中孕生出一种讲求诚信和实利的精神形态,而青年王国维独钟情于“哲学”,他以《教育世界》为基地,广泛引介其所谓“纯粹哲学”,为上海迎来“形而上学”的高光时刻。可以说上海也因为王国维,在诚信和实利的基础上更产生某种超越性的精神。王国维从叔本华转向康德,即希望中国人放眼世界、正视现实,树立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他以哲学为纲,以美育为目标,从思维方式、学术传统、大学学科、美育普及到国民人格等方面建构了一套制度移植的现代性方案。然而,哲学“可信”而不“可爱”,理性与感情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这是王国维的悲剧所在。沪上十年,青年王国维扮演了输入“理性”之光的角色,然而“理性”却激起他的感情反弹,使他对理性的局限产生警觉,也由此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之镜。     

《水经注》注疏方法考论

成书于元魏中后期的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博采群书,以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来注释经文。历代治《水经注》者著述众多,然大多注重研究所引文献,而对《水经注》独特的注疏方法、文献考证特点关注甚少。本文认为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以丰富的文献资料注释经文,将文献典籍、民间传闻与实地考证互相印证,尤其是运用文字学知识,把地理名称的文字辨析（包括音、义、字形）与地理考证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水经注》之独特注疏方法,为后世注疏之学树立了一个典范。     

从"审美"视域走向"境界"--论王国维的"知力意志"说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对其所研究与信奉的"审美"视域的学术超越;"知力意志"说是王国维从"审美"论向"境界"说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叔本华与尼采思想的综合提炼,它是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真、善、美"同一"之域性质的一个重要概念.     

因“观”生“境”：王国维戏曲意境说的创构与生成

“观”是贯穿王国维戏曲意境说生成历程的重要概念。中国美学中的“观”,是一种强调身体-主体的知觉思维,是心观而不是目观,审美意境的生成正是源于内观的心象聚合。从《人间词乙稿序》到《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将“观”与意境的创构和生成联系起来,揭示了戏曲意境说生成的内在理路。在第一阶段,王国维用“能观”界定意境,并将“观”视为意境创构与生成的基础和前提。基于观物和观我,王国维将意境区分为意与境浑、境胜、意胜三种。然而,不论是观物还是观我,都是在情景、主客、物我二分的关系中讨论文艺审美。所以到了第二阶段,王国维不再重点关注意境,而是通过拓展观我和观物,将境界提升为文学审美理论中的本体论。基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王国维建构了强调“真”和心境的境界说理论体系。在第三阶段,王国维以境界说为基础,跨越式地将“真”和“自然”应用于戏曲的文学批评上,提出了戏曲意境说。“真”和“自然”在本质上是借由“观”所产生的审美效果。王国维虽然受到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但从心观对于意境生成的建构作用来看,其戏曲意境说仍根植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王国维的选词与论词——以《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为考察中心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在词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从中可以窥视王国维选词观与词学思想。全书编辑体例调整适当,编选全面,几无遗珠之憾;对词家词作选编勘校各有侧重,在词籍编选上有辑佚开拓之功。王国维词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跋语之中,具体表现在对词作的优劣论、意境论和风格论,虽吉光片羽,然弥足珍贵。其词籍校编与其词学批评相辅相成,使得其词话举例信手拈来,游刃有余,从而形成完善的词学体系。     

不可通约性视阈下的王国维译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现代阐释

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以哲学家的身份和眼光对辜译进行批评，其批评对象的选择则体现了他对术语问题的一贯关注，其批评的视角表现出了可贵的不可通约性思想的萌芽，其提出的反向格义是通向部分通约的一条可能途径。迄今为止，涉及该文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对此似乎都视而不见。本文将该文放到王国维思想体系的框架里进行考量，从不可通约性的视角对该文进行解读，并对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换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做一番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