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诉法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并设置了具体操作程序,但从新刑诉法实施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遇到很多难题。因此,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和模式下,如何有效地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问题。文章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现状,深入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落实的原因,指出了完善并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时策措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几点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被采纳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20世纪的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八),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中国司法实践中治理刑讯逼供的科学证据体系基本形成,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些完善非法证券排除规则的建议。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的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成功之处,如排除了一定数量的非法证据、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主动撤回争议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一定数量的法官对规则认知不足、部分法官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有畏难和抵触情绪以及部分案件的审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况等。通过调研,还发现了两大深层次问题,即法院公正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落实有诸多障碍,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自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以来，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够专业。直到2010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我国终于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其意义等进行阐述。     

非法证据排除审理程序的困境与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极少运用，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设计不尽完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但仍未有明显改观。本文通过抽取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百件刑事案件为样本，辅之以对法官的问卷调查，以实证研究的进路检视法律设计困境，提出从确立衡平裁判观、补强非法证据排除庭前程序、细化法庭调查程序、明确救济方式、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完善该规则的审判适用程序。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不是从证据的证明力上给予的评价,而是由于证据来源及形式等方面存在瑕疵,导致证据的资格欠缺.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有效地指导司法实践工作.本文介绍了非法证据的定义,并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背后的利益诉求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等问题.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之考量

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被确立,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在具体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定缺陷。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涉及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公正与效率、安全与自由等价值冲突。通过考究域外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原则及例外可知其所保护的价值包括了保护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和维护法律的秩序。结合域外的现行规定及我国的现实状况,法官应从客观、客体、主观、主体等四个因素出发考量是否予以排除非法实物证据。     

域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考察及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被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所采纳,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种"底限正义"。然而,不同国家在法律传统、司法体制、诉讼理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导致其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上也形成各自的排除模式。在对域外国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可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探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社会法治化,诉讼文明化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诉讼文明化的具体体现,是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重要保障机制。本文分析了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进而在论证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建议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已经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在适用过程中的争论较多,尤其是对由非法言词证据而获得的实物证据的适用问题。本文从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的意义出发,浅析当前国情下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问题,探寻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获取过程的公正公平之选择。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应当从完善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入手,扩大非法言词排除的范围,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设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明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问题、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我国刑事证据排除制度的新动向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论述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中对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取证和采纳证据的影响,提出:为了使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顺利进行,必须了解和研究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遵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作者分析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建议我国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其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确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刍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对诉讼价值的衡平以及人权的保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应当加以一定的限制 ,其判断标准是 :重大违法性、利益衡量性。在我国民事证据立法中 ,应当就陷阱取证、偷拍偷录、私人侦探、测谎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经常涉及到的问题加以规定     

浅析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

我国在即将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是毋庸置疑的。但基于我国现状,我们要构建此规则会面临一些困境。本文从法律文化层面着手,分析在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尔后,立足于我国目前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分析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面临的压力;最后从我国的政治体制这一根本性原因出发,阐述政治体制对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约。     

浅谈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被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广泛接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采用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层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结合中国新《刑事诉讼法》,简单论述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有三个程序问题需要解决——依当事人申请排除还是由法官依职权排除,合法性发生争议时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法院在诉讼中的哪个阶段做出排除与否的决定。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适用实体法规则解决纠纷,为实现此根本目的,同时也为了与诉讼效率、程序安定的目标相协调,宜设置当事人对合法性提出质疑后法院再来审查证据是否合法取得,合法性发生争议时由异议者对收集证据的非法性负证明责任,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在对各种相关权益和因素进行权衡后的判决阶段做出的程序规则。应当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并据此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重构。     

试论行政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行政合法性原则、证据合法性要求和人权保障、程序正义要求 ,行政程序中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现实情况决定了行政程序采纳这一规则不能过于严酷。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实有检讨、重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