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对宏观调控效率的影响

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的调节主体,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者。由于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具有的多种行为特征,使其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率产生着双重的影响。     

改革中的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所作的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和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原有体制下中央集中过多的状况已有较大改观.但传统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根除,同时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应采取以下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一是提升中央政府的权威及其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建构中央与地方的优势互补关系;三是加快经济性分权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四是明晰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     

消极与积极:宏观调控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困境——基于制度分析的框架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地方政府逐渐与中央政府成为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诸如政绩考核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等,给了地方政府在紧缩性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与中央政策博弈的动机;而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惩戒力度明显不足,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博弈动机。本文认为,正是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了地方消极对待中央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赶超战略的历史任务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行为进入了制度供给的困境。     

博弈论视角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问题

从博弈论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关键特征。从委托人———中央政府和代理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在执行中央政令时有可能拒绝接受委托,或虽然接受委托但执行不到位,从而导致政策执行阻滞。治理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注重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两个重要因素,并通过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合作,改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方式方法,正视地方的合理利益,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等,以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

本文运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考察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影响专用性 ,论证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活动曾经有着合理的存在理由。同时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到较高水平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将逐渐偏向于可能无效率 ,中国的制度变迁则会通过一个博弈过程或强迫执行过程而退出锁定 ,向其他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分析

利益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核心。而在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自身特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人、政治人属性日渐增长,由此决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关系更加激烈;地区利益的本位主义更是成了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本质特征,并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现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上,依靠制度变迁,通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实现彼此利益关系的均衡。     

中央房地产新政与地方政府执行取向

在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现阶段,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国家宏观调控意义重大,本次房地产新政的实施更是如此。但由于种种原因,地方政府在执行时总有所偏颇。本文分析其原因,并结合房地产新政内容,提出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行为取向。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宏观调控中的“政府失灵”——从我国钢铁业产能过剩看政府在宏观调控的地位

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越来越大,频率也越来越高,不仅使很多人对宏观调控产生了误解,也对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通过分析近两年钢铁业产能过剩的现状和部分原因探讨,论证了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如果不顾市场规律熨平市场波动,只会引起市场更激烈的反弹。政府只有在宏观调控中明确自己的作用和职能,才能更好地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宏观调控难在“自我管理”

中央政府近年来一而再地“宏观调控”，但令人遗憾的是，越“调控”，房价反而越上涨，房地产投资越增长。 何以如此？不妨来分析一下整个房地产的产业链条。在主要的当事人包括农民、村镇行政组织及其当权者、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中，最大获利者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其次，村镇行政当权者再次，农民与购房者则是利益受损者。     

中美地方政府改革比较

美国的公共权力结构是多中心的、分散化的多样性模式。中国的公共权力是单一的、全能的层级制。中美地方政府改革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着差异。两国地方政府改革都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所进行的;改革都是为了提升政府能力,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注重政府职能的优化和改革中的创新;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灵活、高效和廉洁的政府。但两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差异是明显的,美国地方政府改革对我国地方政府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地方政府深化大部制改革的路径

大部制改革始于2008年,在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示范引导下,许多地方政府推行了第一轮大部制改革,此轮大部制改革的典型特征是机构整合。党的十八大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启动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     

我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现状、困境与思考

垂直管理由于其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职能,从而在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服务型地方政府与中部崛起

继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之后,中部崛起成为国家又一项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举措,这是促进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战略取向。在经济后发型的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对中部崛起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提升地方政府能力,才能确保中部崛起顺利实现。     

政府公信力与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研究

政府能力政府诚信与政府公信力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政府诚信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和源泉。诚信的政府将获得更大的公众信任,而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则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来说,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地方政府能力建设,树立廉洁、有效、公正的政府形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探讨

法学界对政府垂直管理制度关注与研究较少,但政府垂直管理却是我国目前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在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存在诸多困惑与问题,很有必要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视角对我国政府垂直管理问题予以分析。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与扩大,使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充分体现平等、民主、法治的宪政精神,将是实现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法治化的发展路径。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三个层面。其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延伸和发展，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过去10年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价

依据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办以来五届申请项目的资料,辅以问卷调查,对过去1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现实性、创新的分布、创新的类型、创新的动力和可持续性以及创新的影响力。研究发现,必须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总体背景出发来审视丰富多彩的地方政府创新。这些创新多是从问题出发的,是对现有体制的充实和发展。但是,创新分布于不同的层级和部门,所以其对整体制度的影响也会由于层级、部门之间的矛盾而受到削弱。     

地方政府职权设置新思考

我国地方政府职权设置存在着职权范围缺乏严格限定、职权内容规定粗糙、职权项目不配套等问题,这不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为此,应按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即体现服务理念、突出服务职能、优化政府行为,合理设置地方政府职权。合理设置地方政府职权的路径是:以政府职能转换为核心导向,明晰地方政府的职权领域,重视财权的配套安排,完善地方政府职权设置的相关法律,规范政府内授权行为。     

我国中央对地方财政调控的法制化思考

财政调控是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措施,其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平衡与稳定.就我国的现实情况,如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地区间经济不平衡、地方掌控预算外收入等情况而言,中央对地方财政调控的实效并不如意.这种格局的形成,除受历史的、体制的、制度固有的不足以及改革的短期效应等多种因素影响外,最为根本的是调控的非法律化所致.因此,中央对地方财政调控逐步实现法制化,是中央对地方财政有效调控的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