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法治的发展路径

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程序法治,应当扭转一个诉讼观念、维系两个诉讼构造、坚持三个诉讼原则。扭转一个观念,是指扭转工具主义程序价值观,树立公权法定、权力有限、权力受制的权力观。维系两个构造,是指在刑事诉讼静态(横向)构造方面,要坚持控审分离、法官中立、控辩平等原则,维系刑事诉讼的等腰三角形或正三角形结构;在刑事诉讼动态(纵向)构造方面,要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维系审判相对于侦查、起诉的中心地位,确立侦查服从并服务于控诉职能的大控方格局。坚持三个原则,是指坚持程序法定、无罪推定、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原则。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思考

只有深入研究刑事诉讼结构组成部分之间互动关系形成的机理,才能够制定出理性的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法来。当前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存在着侦查本位化、辩争权相对较弱、审判权缺失等诸多问题,无法充分实现保障人权的诉讼要求。只有在刑事诉讼中去除诉讼侦查化,实现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确保审判中立,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制度理性的功能。     

论刑事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

控审分离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以维护审判的公正。为深刻理解控审分离的合理性,本文从分权制衡理论、程序正义价值理念、程序主体性理论、认知心理学理论、诉讼经济理论等角度,对控审分离原则赖以形成和维系的理论基础作了深入探讨。     

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控辩审

新刑事诉讼法的起诉方式向“审问式”回归，在庭审制度上向“控辩式”靠拢，继续保留了庭审法官的绝对主导地位，改变了案卷移送方式，首次明确了控方的举证责任，拓展了履行辩护职能的基础条件，增加了辩护律师的义务。但是控审权力交往过密且上下位关系混乱；控辩不平等，辩护方处于弱势地位；辩护人边缘化倾向明显，刑事辩护的实质性作用受到抑制。应当通过确保法官的中立地位、明确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加强有效辩护等，理顺控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完善刑事诉讼模式。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思路——兼与“辩诉交易制度”作比较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由控审失衡、控辩失衡、控方一头独大的权力配置引发的诸多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域外认罪协商特别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相类似,为此有必要在与辩诉交易制度进行辩证比较的基础上,遵循端正检察院对该项制度适用率的考核导向,法院对量刑建议享有充分的司法审查权,强化律师的实质参与以及"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归位的完善路径,重塑控辩审三方关系,以期对该项制度作出更为科学的构建。     

刑事审判对卷证的依赖析议

我国刑事审判依赖卷证,是司法传统、科层型司法体制、法律规定与司法机关内部规定、庭审证据规则缺失、庭外裁判现象严重和法官规避风险使然,这使控辩平等难以实现,直接言词审理不能贯彻,导致庭审虚化并损害审判公正。我国刑事审判改革应在审前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克服对刑事卷证的依赖,以审判克服对刑事卷证的依赖,为此,要确立直接言词审理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包括证据能力规则和证明力规则。     

浅析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出庭的原因与对策

证人出庭作证成为衡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控辨双方在法庭举证传证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控辩双方进行交叉询问成为庭审的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既有证人自身责任的原因,也有立法存在缺陷原因等诸多因素,完善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权利义务,加强对证人的司法保护是解决证人拒绝作证的主要方法,为此要推进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真正改变纠问式为控辩式的审判方式。     

赋权抑或限权——刑事诉讼的定位分析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他部门法律都是基于《宪法》的原则产生。《刑事诉讼法》又是我国程序法法律部门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但是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基于法律而产生的权利与权力和宪法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且诉讼权利与权力是被宪法所赋予,还是被宪法所限制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基于中国宪法理论体系对刑事诉讼法的定位分析,无论是限权说还是赋权说都有一定的不妥,也许一种平衡感才是国家的法律体系的最终追求。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理论创新与发展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经历了孕育时期、曲折时期、初步发展和逐步完善四个阶段。新时期刑事程序法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形成程序性制裁理论、合作式诉讼模式的两种本土形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新型配置以及司法权运行的"中国模式"等理论成果。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的未来发展应以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为主流价值取向,以程序正义为标准、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理念进行制度设计,并以三个维度的横向融合为其提供法治保障。     

军队刑事侦查权配置探析

军队刑事侦查权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权,其运行须在侦查必要性、人权保障诉求和军队战斗力生成需要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配置原则带有浓厚的军事属性。只有把准方向,重构军队刑事侦查权配置理论,规范军队刑事侦查权力授予方式,合理设置军队刑事侦查主体及其权限,并构建军队刑事侦查权的控制机制,才能进一步强化军队刑事侦查权的服务保障作用,确保其运行高效,切实维护好军事利益。     

论控辩平等机制在我国之重构

控辩平等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是现代法治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人权保障的要求。但是,我国刑事司法中控辩双方却存在诸多不平等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其控辩机制逐一进行剖析,以构建我国相对完善的控辩平等机制。     

刑事控辩平等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刑事控辩是国家公诉人与辩护人或被告人之间进行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此罪与彼罪的一种对抗式争辩行为.控辩主体上的不平等,势必导致辩方的弱势.刑事控辩平等,是当前世界诉讼文明与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要确保刑事控辩的平等价值得以实现,有赖于①立法形式上的有效确立;②司法行为中的自觉遵守;③法官中立地位的有效保证;④辨护制度改革的积极推行.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之检思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刑事被告妥速审判权。从法律规定及适用的情况看,"速审法"的主要进步在于:提高了民众的速审权意识,限制了未决羁押的期限,治理诉讼迟延初具成效;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治理方向避重就轻,保护范围狭窄,忽略侵害速审权关键因素,"减刑救济"的认定和适用存在争议,"限制上诉"措施不当地剥夺了检察官的上诉权。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的进步与不足启发我们:应将迅速审判权作为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尽可能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妨碍迅速审判的各类问题,合理界定速审权的适用期间,建立合理的审查标准,建立多元的速审权救济体系。     

宪政制度视域中的刑事司法权

人权优位和司法权优位的现代宪政逻辑是刑事司法权中警察权、检察权和司法权正当化配置的理论基础,其实质根据在于国家权力自身的正当化和人权保障证成权力正当化.     

刑事审判应增加被告的首先陈述权

刑事审判增加被告的首先陈述权，从法律上讲是丰富了被告人维权的内涵；从司法实践上讲是人权政治的法律保障。被告的首先陈述权的实施，将进一步推进侦察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法律结论更加科学、客观，特别是对于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控辩双方公平诉讼等方面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社会法制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实施分工负责的同时强调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同时,由于人民检察院身兼提起诉讼和法律监督的双重身份,相互制约并不能真正的实现。法院审判中心地位并未确立,导致控、辩、审"三角结构"不存在。因此,对公、检、法三机关诉讼格局进行改变,对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之间的法律关系做出变革,应当成为今后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原则是贯穿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准则,对整个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根本依据,刑事审判具体规则要和基本原则保持一致。正确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基本原则,对科学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各项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构建

刑事证据开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在开庭审判前或审判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相互披露各自掌握、控制的诉讼证据以及有关资料的活动。对审查起诉阶段该制度的构建必须遵循依法、全面、双向的公开原则,详化具体的规则,完善后续救济途径和法律制裁,达到实用、高效、公正的证据运用效果。     

关于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若干问题的思考

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是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种新的尝试,其有效发挥程序分流功能的立法意图没有真正达到预期效果,而立法规定的不完善也致使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我国"被告人认罪案件"庭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了严谨的构想来解决简化审合法性、合理性和配套措施等问题,从而同步推进简化审的公正性、规范化和简易化措施。     

司法改革中地方法院审判委员会宏观指导职能的重置——基于C省审委会制度运行的实证分析

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对审判经验进行总结,对审判活动进行宏观指导,是其重要法定职能。但通过对C省法院审判委员会宏观指导职能的实证分析发现,由于制度性学理性资源不足、法院内部对审委会权力配置不到位、地方法院层级性权力限制、法院内审判资源和工作负荷分配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审委会宏观指导形式不明确,随意性强,职能作用弱化。在本轮司法改革当中,应当着力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制度机制构建、完善,实现审判委员会宏观指导职能的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