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完善

加入WTO后,中国海运服务贸易必须遵循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有关规则,而作为海运大国而非强国的我国,在遵循     

试析GATS国民待遇规定中的立法技术问题

GATS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存在不可忽视的立法技术缺陷。在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的关系上,国民待遇面临不同的可能性与选择。与服务的承诺方法和具体承诺相结合解读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具有不同的选择和范围。从服务提供模式来考虑,国民待遇具有难解的困惑。这些缺陷使WTO成员方围绕国民待遇所具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模糊和不确定,并与国民待遇在GATS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形成巨大的反差。     

论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国民待遇问题

国民待遇原则是作为具体承诺列入 GATS的 ,并采用了“竞争性”标准和“不低于”标准。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在服务贸易领域承担国民待遇义务 ,并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不违背 GATS,但对我国银行业的竞争有利有弊。今后 ,我国对银行业对外开放适用国民待遇原则时 ,应有针对性地、有条件地选择适用“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     

技术中立原则与中国的服务贸易承诺——兼评美国诉中国出版物及视听制品案

技术中立原则最早出自电子商务领域，意指法律对电子商务的技术手段一视同仁，不限定使用或不禁止使用何种技术，也不对特定技术在法律效力上进行区别对待。首先将技术中立原则引入WTO争端解决的是安提瓜和巴布达诉美国影响跨国提供赌博服务措施案，而该原则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是美国诉中国部分出版物和视听制品贸易权以及分销服务案。从法律解释角度讲，从GATS和WTO各成员的承诺中推导出技术中立原则似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从现实角度讲，技术中立原则对于那些无法把握相关技术走向以及在作出贸易承诺时忽略这一问题的成员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解决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与中国服务贸易承诺范围界定之间的矛盾，这需要我们从国内政策制定的技巧上和承诺范围确定的技术上给予更多的关注。     

GATS与我国的服务贸易立法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和保障。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来说,加入GATS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国服务贸易自由立法的现状与不足,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服务贸易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立法     

WTO与我国完善我国金融立法

中国作为WTO成员国之一,必须履行对该组织所做的开放金融服务业的承诺。如何将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是目前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在此作一些探讨。一、WTO有关规则和我国就金融服务所作的承诺一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三大组成部分。框架协定,包括范围和意义,普遍义务与原则、具体承诺、逐步自由化,制度条款和最后条款;关于单项服务以附录,共8个,其中有两个是关于金融服务业的;各成员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表以及最惠国待遇义务免除清单。GA…     

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法律风险——以中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模式一承诺为例

整体而言,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着两种法律风险:法律责任风险和法律奉行风险。这里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为例,说明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两种法律风险及其与特定法律权利义务的关系。中国在模式一项下的特定承诺是作了精心选择的,但这些选择在承诺的兑现、应对进一步自由化的压力、科技及经济创新、利用世贸组织规则等方面面临着较多的法律责任风险,在对已承诺和未承诺部门的控制上面临着较多的法律奉行风险。这两种风险的界定可以为进一步控制国家经济安全中的法律风险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海运法律制度变革对外国投资者的影响

中国是海运大国,在世界海运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海运法律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在国际海上服务、港口服务和海运辅助服务等方面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和生产经营产生了重大影响。     

GATS框架下浅析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现状及对法律体系的完善

中国服务贸易的势头非常强,中国政府对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的发展目标。但我国服务贸易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从对GATS的主要内容、评价入手,着重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立法的现存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体系的几点建议。     

论GATS的审慎例外及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金融服务自由化是GATS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GATS只是一味地追求金融效率而忽视金融监管和金融安全,相反,其将金融服务自由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视为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作为GATS中平衡两者关系的重要依据——“审慎例外”就具有非常特殊并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剖析GATS的这一重要例外制度,首先分析审慎例外原则的内涵和法律特征,并进一步探讨该原则的发展趋势,即GATS框架下审慎监管标准将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协调与融合,最后指出审慎例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我国应充分利用该例外制度维护我国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