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臣即墨黄嘉善

正即墨历史上不乏名门望族。明清时期就出现了"周、黄、蓝、杨、郭、江、范"等诸姓世家大族。这一时期是即墨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黄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就是明代万历时期官居一品的兵部尚书、柱国少保黄嘉善。黄嘉善,字惟尚,号梓山,明代即墨城里(今即墨新建村)人,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卒于天启四年(1624),终年75岁,是明清时期即墨黄姓的主要代表人物。据出土"墓志铭"等史料记载:     

明末清初阳羡陈氏曲家考辨

阳羡陈氏为江南著名文化家族，明清之际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的诗词创作及政治节操上，对该家族明末清初戏曲活动关注零散而片段。本文结合史料，对明末清初阳羡陈氏诸曲家作了全新的系统考证。明末清初陈氏曲家行迹有其特定的时代、地域、家族成因，在明末清初江南曲坛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考论陈氏家族诸曲家活动轨迹，有助于充实明清戏曲研究史料和完善江南戏曲活动研究，有助于探讨文化氏族在朝代更迭、国家动荡之际的社会际遇和文化心态。     

古代科举考试,哪些情况会延期

唐五代时期每年都举行科举,北宋中叶确定为三年一开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明清时期乡试和会试时间非常固定,科举周期的规律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大体上只有因为战争、天灾、天气三种情况导致科举延期。     

儒家民族观变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启示——以明清巍山文教发展为例

巍山是文化古城,被誉为"文献名邦"。明清时期是巍山教育的高度发展时期,表现为:庙学进一步发展、书院趋向正规化、义学兴起、经堂教育进一步成熟、科举人才辈出。究其缘由可分为明清时期的中央政策积极发展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统治者左氏高度重视巍山地区的教育以及儒学思想的渗透。研究明清时期巍山地区人才辈出的缘由,对我们当下教育的发展,边疆的稳定有可借鉴之处。     

武强刘氏：从诗书传家到“贫无妨”的名门望族

<正>在封建社会，许多家庭坚守“读书”“科举”“做官”，光宗耀祖，富甲一方。然而，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河北武强县刘南召什村却出了一个“父子双进士，叔侄三举人”的名门望族。笔者从有关文史资料查阅中看到，这个名门望族的崛起，经历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蝶变——即从诗书传家、做官，以坚守“贫无妨”而传为佳话。执着于诗书传家     

科举学的教育视角

科举教育的传统主要为有教无类、及第争先,努力向学、重视教育,公平竞争、公正录取,片面应试、学优则仕等方面.近年来,科举学的教育视角研究成果较集中探讨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关系、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关系、高考和科举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对其他学科视角的科举学研究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许多论著联系当代的教育考试改革,探寻科举历史中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教训,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清代山东仕宦家族：热心公益重视文化

清代有不少连续三代以上科举入仕、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及地方社会上均有影响的大家族，被称为仕宦家族或科宦家族。仕宦家族有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和王公贵族，他们多产生于社会中下层，靠科举起家，重视家族文化的继承和对后代的教育，恪守儒家宗法观念和为人处世、治国忠孝之道。这种家学、家风日积月累，形成了十分厚重的家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晋“裙带”政治的历史警示

东晋谢氏家族并不是天生的名门望族,而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奋斗成为望族大姓的。而裙带关系则让他们一路上顺风顺水,少奋斗几十年。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裙带关系越多,权力私有化的成分就会越重     

桂林江头村科举家族兴盛原因初探

江头村周氏科举家族兴盛的因素很多,有用氏子弟的自身努力、尊师重教、联姻的影响、奖励机制等,除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外,科举制度的延续与变化、广西清代教育的发展以及江头村精神文化等社会的大环境对江头村周氏科举家族的兴盛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师德建设重在落实

当前,在教师队伍管理中有重业务水平,重科研,重职称评定,重师德建设的倡导,而轻视对教师思想道德方面的考察,轻职称评定后的聘任管理的倾向。对教师业务方面的要求往往很"硬",既有质的要求,又有量的要求,非常具体,具有可操作性。而在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一些方面;诸如评优、评聘专业技术职称等,思想道德及政治素质的要求与考核往往流于形式,没有硬性标准,只要不明显违纪违法,几乎没有因为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不合格而被淘汰的,因而对教师极易产生误导。     

冲突和调适的界碑--湘西南长城之历史文化定位

湘西南长城是改主归流后民族矛盾再次加剧后,在平息民族冲突中,重新调适地区社会秩序的产物.明清政府修建南长城是为了从军事上长期有效地控制湘西地区的社会秩序.南长城保障了民族的有序交往,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在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     

戴震与江永交游考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一大公案，“戴震是否背师”长期以来为学界所争议。综合考察这个问题，可着重考证戴震与江永交游时间，戴震本人对师友的定义和江永对戴震的称呼，以及其他学者对江戴关系的论述。研究清代以来诸家主要观点及这一问题的新进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是：江永与戴震属于师友关系。这一结论对客观公正地评价戴震，以及对戴震思想的整体性研究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明清时期影响云南人才分布不平衡因素探析

明代是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随后的清王朝建立 ,在云南依然推行“尊孔读经”的文教政策 ,普遍设立义学 ,在一些边远民族地区兴办儒学。明清时期 ,云南地区人才大量涌现 ,这既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才分布的基本格局 ,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包括自然因素、人文因素、政治和经济等因素。     

孝女与虎患--以明清长三角地区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方志中的遇虎孝女给人以女德化身的印象。然而细细考量,可以发现虽然国家话语体系认同此孝,但因为统治阶层(男性)对典范女性的塑成寄予更多期待,女孝的边界亦随之延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沉与梳理,着重分析女性遇虎行孝的数量、类型及对象,进而对这一特殊女孝文本所隐涵的教化目的与性别含义进行探讨。文章指出,兼具凶猛和灵性的"山兽之君"不过是检验女德的一剂良方,以身代亲的行为不仅被着上了道德和功利的双重色彩,而且被用来移孝作忠、移孝守节甚至是移孝替孝,女性只能也必须依赖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更多的道德肯定。     

百年鱼塭：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的鱼塭经营

清代台湾南部的鱼塭经营是台湾史研究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本文利用晋江东石蔡氏的家族文献，结合地方史志以及田野调查等资料，对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布袋嘴的鱼塭经营进行纵向考察，同时就此个案反映出的股权经营形式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清代台湾的鱼塭经营有多种股权形式，一种为长期合股经营，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更为复杂的股权形式，如蔡氏经营的北中横塭就有塭底份（大税）、韫佃份（小税）、现耕塭份，以及承包者再行转髅的堤份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权力，既与土地经营有某种关联或类似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     

《东方杂志》对清末教育改革的推动和评价

《东方杂志》作为立宪派的舆论阵地,对清末教育改革给予很大关注,成为清末新式教育发展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它通过域外视野下的呐喊、官方奏折和已有教育成果的宣传,努力推动清末新式教育改革;在总体肯定新式教育改革必要性和积极性的同时,对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提出批评,发挥了舆论媒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记昆明萧氏事及其旧藏文物

昆明萧质斋、萧绍庭先生 ,前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名士显宦 ,周一良先生的外曾祖父和外祖父。从史志和萧氏父子及同代人诗文集中的有关资料 ,可以一览萧氏父子的业绩 ,寄托周先生对生母和外家的怀念之情     

家族祭祀制度中的女性--对桂东南客家家族某村落的考察

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家族制度的研究已有多方面的成果,这些研究着重探讨家族制度与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往对家族制度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父权制的立场上进行的,长期以来,女性在家族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女性自己的声音被普遍忽视。文章采用了女性研究中的访谈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在获得的田野资料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以社会性别的角度切入家族这一社会组织民俗中,通过对桂东南一个客家家族的个案分析,探讨家族祭祀制度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祭祀体系中女性祖先的地位与男性祖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决定了血缘女性宗亲不可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浅析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思想

晚清时期,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和＂强敌＂,李鸿章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赢得相对和平的环境,争取实现＂自强＂。他＂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贯穿其外交实践的始终,其内容可分为区别对待、均势制衡、结盟对抗三个相互交织又依次深化的部分。虽然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故此需要更历史、更客观地予以评价。     

清代蒙古僧侣贵族述论

清代蒙古社会僧侣贵族的产生,主要有蒙古王公贵族出家为僧、西藏高僧活佛转世以及中央政府册封等,这三种途径既相互交织,又各具特色。僧侣贵族的形成,不仅改变了蒙古的社会结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蒙古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