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制度设计与实现路径

2003年以来,我国各地在办案中试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形成了多种模式,积累了实践经验,并在相关法律、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央和地方规范性文件中予以固化。具体实施中,建议建立健全党委政府主导、人大牵头、综治委组织协调、政法机关与共青团、妇联、工会、教育、民政、社保、劳动、卫生等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结合执法司法规范化、信息化,深化执法司法公开,完善合适成年人的选任、激励、培训和监督考核办法,加强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履职能力建设,务求合适成年人到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冤假错案,同时预防办案人员被反诬、维护执法司法权威、减少涉法涉诉上访的实际成效。     

“合适成年人”北京初长成

“合适成年人”,这一词语来源于英国,其内容是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和审判时,法定监护人无法或不宜到场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成年人在现场,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协助其与审讯人员沟通。同时监督审讯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是否有不当行为。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国少年司法领域也逐步展开了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初步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     

新刑诉法视角下律师在场制度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之比较

在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针对律师在场与合适成年人参与是否可以合二为一的问题存在许多争议,律师是否可以作为合适成年人是争议的主要焦点。笔者结合新刑诉法,对律师在场制度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概念、联系、区别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从权利属性、适用范围、人员条件、作用、工作方式、可行度六方面阐述了两种制度的区别。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嫁家人”——记浦东检察院未检处“合适成年人”司法制度探索实践

“合适成年人”是近年来我国司法界引进并设立的一项司法制度。“合适成年人”一般由具有丰富专业社会工作经验的非公、检、法在职人士担任,参与刑事审理和诉讼过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审判时,若法定监护人无法或不宜到场,“合适成年人”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司法程序的规范,避免出现刑讯逼供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检讨与重构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全部或者部分丧失判断能力的老年人不断增多,由此产生了交易、财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欲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依靠成年人监护制度。我国关于成年人监护的法律比较滞后,无法与急速变化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相反,日本、韩国这些同样存在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对原先的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建立了任意监护、法律帮助等制度来防止被监护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这对我国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成年人监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刑事法定代理人制度的适用

刑事法定代理人作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起着维护被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配合司法机关推动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一方面没有明确被代理人所指,另一方面有关法定代理人的条文甚少且含义不清。所以,法定代理人制度的应有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作者通过对国际刑事诉讼制度相关制度的考察,并注意到国内立法所应具有的一致性,提出了正确使用法定代理人制度的几点建议: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行使出席审讯的权利;明确被代理人的诉讼身份;重新界定法定代理人的范围等。此外,作者对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立法精神的探寻也颇具实践意义。     

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审讯制度的构想

我国有将近4亿的未成年人,占全国人口的1/3,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我国为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时也接受了包括《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一系列旨在建立保护少年犯的刑事司法标准,在实施中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的一系列工作中还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为切实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而设置的合适成年人参与的审…     

论我国成年人协议监护制度之构建

成年人协议监护制度是在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尊重并保障被监护人的自主意志与自我决定权的人权思想获得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国际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全新的监护种类。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我国《民法典》第33条规定了成年人协议监护制度。该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民法典》的规定过于笼统简要,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因此,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有益的立法经验,使我国的成年人协议监护制度能够得到广泛适用和有效实施。     

末成年人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的冲突及解决

一、未成年人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概说 我国《民法通则》中虽然未对隐私权进行独立立法，但隐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已得到了我国法律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的普遍认同，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的相关《意见》、《解答》中对隐私权的保护作了明确规定^1。但什么是隐私权，我国现行法律却从未有明确界定，法学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     

未成年人专业化刑事审判机制实证研究——以四川省泸州市2015年数据为样本

以司法行政机关职能协调为视角,针对未成年人专业化刑事审判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可知,我国少年法庭受理范围规定未区分未成年人轻、重罪案件;对合适成年人应参与而未参与诉讼没有惩戒措施;少年法庭开展判后延伸工作过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实施不统一,调查表设置笼统。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少年法庭受案范围;完善公设适当未成年制度和保障机制;各部门协调配合,专门机构统一负责,建立帮教一体的少年犯教育矫正体系;由司法机关牵头,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公益平台组建调查小组实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     

地方法治的理论与实践探求——兼评《地方法治建设的法理与实证研究》

《地方法治建设的法理与实证研究》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的法学著作。面向实际的问题意识、现实定位的研究内容以及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这一成果区别于＂坐而论道＂者的书斋学问。该书以来自地方法治第一线的实践素材为基础,描绘当下中国地方法治建设的真实图景,深刻揭示地方法治的内在规律和中国特质,其立足于中国法治现实的探索和创新之道为法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也为中国法学研究之方式和进路的完善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经验样本。     

浅议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公司法人格是指公司的法律地位或主体资格,具有独立性和平等性。只有具有健全人格的公司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司,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应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包括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以及公司形骸化,目前中国现阶段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     

国家赔偿制度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建立和完善

精神赔偿首先出现在民事法律制度中，但国家侵权行为也会给受害人带来精神痛苦。完善国家赔偿制度中精神损害赔偿，体现了宪法的基本精神。构建赔偿制度要在遵循一定原则下，确立赔偿范围和数额。     

略论加强成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新时期成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困境，理论研究滞后，工作徘徊不前，严重影响了成人高校的发展。因此，成人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更新观念，创新方法，为国家建设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对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核心所在,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依法行政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清楚地认识并解决,为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迫切要求政府彻底摈弃行政"人治",依法行政。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在大众化背景下,成人高等教育质量观发生了变化。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包括:正确的培养目标和科学的评价标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优良的教学质量,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和办学市场发展需要,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良好的发展机制。要改进和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应转变教育观念,突出成人教育特色;提供多元化的办学服务,建立多样化的质量评价体系;与时俱进,树立发展的质量观。     

建立沉默权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能否建立和施行沉默权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对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具有迫切的意义。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建立沉默权制度。     

治安调解存在的问题与制度完善

治安调解实践中存在缩小或扩大调解范围、违反自愿原则强行调解、程序缺失、效率低、方法简单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治安调解的范围模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治安调解基本原则缺失,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实际需求;治安调解没有或缺少相关程序规定;治安调解法律效力规定不明确,过于笼统;缺失调解无效和调解救济制度。应当从立法进行完善:确立治安调解的基本原则;科学合理确定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和标准;设定简捷、高效的正当调解程序;重新设定治安调解的效力;确立调解无效和调解救济制度。并应改革与完善治安调解执行制度:正确认识治安调解的价值,努力提升办案民警的基本素质;创新治安调解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或避免上访及申诉现象;建立治安调解的奖惩与监督制度。     

试论法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及证明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案件有着重大作用,但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和证明标准等基本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虽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一定的民事诉讼程序色彩,但是其性质不应当归入民事诉讼程序,而应当是刑事诉讼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应当简单适用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结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自身特点,对具体的诉讼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Bullying in Childhood,Externalizing Behaviors,and Adult Offending: Evidence From a 30-Year Stud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linking childhood bullying to criminal offending in adulthood, using data from a 30-year longitudinal study. The linkages between bullying in childhood and three criminal offending outcomes in adulthood were estimated both before and after control for a range of confounding factors. A series of protective factors that potentially mediated these linkages were also examin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while the majorit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bullying and adult offending could be explained by confounding factors including childhoo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there was evidence for direct linkages from bullying to violent offending and arrest/conviction. There was little evidence to suggest mediation of the associat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bullying prevention requires interventions aimed specifically at bullying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