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党的地主富农土地政策演变的特点与启示

20世纪 30年代 ,中国共产党的地主富农土地政策经历了“地主不分田 ,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 ,富农不能特别分给坏田”、“地主分坏田 ,富农财产不没收”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实行减租减息”等四个政策方案依次呈阶梯状的逐渐突破并最终达到全面转变的过程。这一次政策演变呈现出起源的内源性、路径的梯级渐进性、收益的多层次性等特征。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于执政党土地政策变迁的历史考察

土地问题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乡村土地政治的逻辑就是共产党以土地为媒介或手段治理乡村社会。在梳理既有理论进路的基础上,本文从执政党土地政策变迁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化和调整来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认为在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制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历了国家建构与阶级解放、全面控制与依附、国家赋权与公民权的生长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随着人地流动的加剧,需要进一步调整土地政策,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以土地为纽带把国家和农民链接起来,从而强化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中共富农政策的决策模式

富农政策是中共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变化最为频繁的农村阶级政策,研究中共富农政策的模式,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该政策的内涵并对中共前后三十年的富农政策作正确的价值判断.中共富农政策的决策模式有三大特点非常突出:首先,中共富农政策的外源性特征不断淡化,决策的内源性特征日益明显;其次,决策基点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策略性特征突出,富农政策不仅应时局变化的需要而频繁变化,而且政策的层次分明,分步骤分阶段分地区,同一时期,中共富农政策都有区别;最后,受当年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共从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到新中国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制定富农政策的过程都始终未彻底摆脱“左”的偏向.     

四个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富农政策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从国民革命到党的六大由打击到联合的阶段;从1929年中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到遵义会议由联合到排斥的阶段;从遵义会议到三大改造的共存阶段;以及三大改造之后的取缔阶段。     

山东省临沂市农民工政策变迁

中小城市将是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战场”。山东省临沂市农民工政策虽深受国家和山东省决策的影响但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体现在“默许外流,南下北上”、“保驾护航,顺势而为”和“民生为大,敢为人先”三个阶段。临沂市农民工也经历了由得到自由迁徙权利走向获得公民社会权利的变迁。     

试析苏、中两国取缔富农的共因

苏、中两国取缔富农的原因是共同的,即都是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出发,在经济上排除非公有制成分,在政治上实行阶级斗争尖锐化。两国取缔富农对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重要影响,也为后人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和动力等理论问题的思考以启迪。     

我国建筑节能政策变迁研究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建筑能耗不断增长的形势下,对建筑节能政策调整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分析梳理已有建筑节能政策及其历史变迁规律,有利于更好地完善政策并发挥其功能。     

论新中国农田水利政策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形势、经济任务、社会环境的不同及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农田水利政策经历了农业生产取向、农民负担取向、市场化与自治化取向的变化,使农田水利事业交错着发展与曲折。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田水利建设提升到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这是我国农田水利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必将对农田水利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对清代中后期地主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质疑--立足于类似普查的实证资料和乡村社会抽样调查资料的深入考察

中国传统王朝走向灭亡，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无疑是正确的。传统王朝末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的农民战争，导致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已屡见不鲜。有学者进而指出，导致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原因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官僚的贪污腐败、地主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和过度剥削。清代历史教科书和很多有关清代的学术著作也反映了这种观念。如果抛开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官僚的贪污腐败，     

两次历史性飞跃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８０年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８０年。富于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和两大理论成果充分证明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的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永葆蓬勃生机的关键 ,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的源泉。一、解放思想是开拓创新的不竭动力要创新 ,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人们头脑当中长期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     

中国共产党处理效率与公平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经验

效率与公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重点权衡的问题.把市场的经济效率与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标结合起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在从计划经济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一般特征有了越来越全面、深刻地认识,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一关系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本文就我党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从效率、公平选择的历史经验以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历史探析.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本源

任何事物的生成都有其本源问题.执政能力的本源问题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党的执政能力的本源是执政能力赖以产生的必备要素,影响或者决定执政能力发展变化的方向和趋势,从根本上规定了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容和途径.本文从现代政党执政的内在逻辑出发,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角度,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本源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本文认为政党能力、政府能力和社会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三大本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加强政党能力、政府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建设并使三者成为合力.探讨党的执政能力的本源,既是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提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效性的内在要求.     

人民立场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能否始终关注人民的新期待与新需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根本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形态是综合性、多层级的,需要寻找既能满足个性化要求同时又能实现对不同个性进行整合的新途径,还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让执政党拥有越来越强的能力和智慧。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理论创新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第三次理论创新,促成这次创新的因素既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创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青少年研究如何在改善政策和实践中发挥作用——关于"建立研究与政策及实践的桥梁国际专家研讨会"的综述与分析

国际儿童观察组织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建立研究与政策及实践的桥梁国际专家研讨会"2007年4月在北京召开.本文是关于本次会议的综述与分析.     

中国海外流失文物征约的问题、原则及方略

世界性的流失文物征约是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是世界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文物流失主要是由侵略战争与走私盗运造成的.中国海外文物征约势在必行.文物征约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对侵略战争与走私盗运流失的文物应无条件征返,不以回购方式进行.海内外应共同协商共同征约外流文物,这是关系到民族文明价值评定与树立民族自尊的重要举措.     

浅议贵州彝族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贡献

新世纪以来发生了多起事关少数民族的突发性事件,由此引发国际国内一小部分鼓吹民族分裂的动乱分子诋毁我国民族政策、歪曲少数民族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均对国家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故总结历史经验弘扬少数民族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贡献,不仅必要而且及时。见微知著,通过对贵州彝族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历史贡献的分析,弘扬和继承贵州彝族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优秀传统,为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雅俗”——对中国古代审美趣味历史演变的一种考察

雅和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评价性概念,至今依然有着很高的使用频率。然而这对概念与其他任何一个评价性概念一样,也并不具有永恒性质,它们也是历史的产物,并且有着特定的社会功能。雅、俗这对评价性概念的产生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恰好是文人这一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特殊身份形成的过程。从这对概念生成演变的角度,可以窥见中国古代审美趣味在各个时期的变化轨迹。     

中苏两党关于"三和"问题的争论评析

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问题是中苏论战中两党争论的重要理论问题.苏共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有其积极的一面,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原则,并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犯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中共在批驳苏共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否认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惟一选择和普遍规律,未免失之片面,而且"和平过渡"还只是一种预测,缺乏有力的实例.中共强调暴力革命的绝对性也犯了片面性的错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的途径,可以是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可以是和平的方式,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根结底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不应以某国的历史经验为模式,也不应由别国别党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