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不同组织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落实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城市社区这一组织化的载体,超越户籍制度的障碍,重建认同机制。在社区场域内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主要的技巧是善于发现、创造并放大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和社区居民进行交往互动的各种"诱因",让他们加入到社区活动当中来,由浅入深经历从相互了解,到彼此熟悉,再到相互信任,最后实现社会认同的建构。社区认知、社区服务、社区参与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三个主要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在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诉求。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新媒体的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媒体形象、媒体表达、媒体消费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认同抗拒、主体缺席、选择有限等问题。媒体可以从加强正面宣传、媒介素养培育、信息平台建设、网络传媒赋能等方面着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间架性社会保障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捆绑,在既有的二元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形成了"间架性社会保障权",在形成路径、表征和制度支持方面与二元社会保障权差异明显。从生存到精神再到社会认同等社会保障权方面,没有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并未得到他们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出现裂痕。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身份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出现的危机,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由此产生了诸如农民工在城市总体上就业工种差、加重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双重边缘人”的认可、新生代农民犯罪率有提高的趋势等问题.加大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注重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进行户口、福利、土地等制度的综合改革、改变现行户籍的制度、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以及实现住房制度的改革,是消除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有效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以社区工作介入的角度探讨

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将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家庭稳定.从社区工作的角度介入,在优势视角下,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六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策略做初步探讨,以期寻找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的市民化倾向尤为明显。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市居民的偏见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因素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使他们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建立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市民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他们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过渡。     

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以S村若干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本文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通过开放式访谈、焦点团体访谈和参与观察,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城市社会新场域、农村乡土经历两者的有机结合,这种认同困境是在"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记忆的再现与传承导致乡土认同的解构,记忆的社会性造就了城市认同的模糊性.     

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更好融入城市

近年来,社会发展进步速度加快,各项政策更加科学,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新生代农民工更快融入城市。城市居民越来越深刻理解到农民工对城市建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是一个个日益开放包容的城市。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受到多方面限制。要加强制度建设、营造社会氛围、提升自身素质,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更好融入城市。     

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为研究区域,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研究了沿海较发达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及社会组织对其城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大多从事制造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日常生活中善于使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休闲娱乐,同时也有着强烈的面对面社会交往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起点较高,且群体认同朝多元化发展,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组织形式灵活、活动公开、以趣缘组织为主和微公益模式兴起等特点。社会组织因其自发性和组织性,在营造公共空间、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催化作用。参加社会组织及其活动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融入和重塑社会资本网络的有效前提,也是他们实现自组织和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途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得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现代意识,现实社会藩篱使其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市民认知、文化缺位以及制度阻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客观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理想与现实差距以及其游离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主观因素;从而提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来消减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社会工作介入的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进城务工年限不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到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认同较为模糊,从而产生身份认同危机。本文从一个双向的视角,一方面探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各种宏微观因素,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切入点,反思现存的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最后提出了基于社区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分别从个案辅导及朋辈支持层面、社区层面和政策倡导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危机进行介入。     

主体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8城市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调查数据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嵌入情况,代表经济性嵌入的职业层次、地位变动,代表社会性嵌入的组织、活动参与,代表文化性嵌入的方言掌握、使用,均有利于其城市认同的建构;而反映结构压力的社会保障、社会歧视和文化差异则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此外,务工时间、务工城市与务工距离等流动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形塑虽囿于制度结构,但也表现出很强的主体能动性。建议在倡导和建立开放、包容、尊重、共享的现代城市之际,新生代农民工也应加强自我赋能,以进一步提升城市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等方法,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的心态差异,提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乡双重边缘化问题的思路,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并且从理性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探讨立足城市社区建设,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解决路径。     

试析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在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以他们在城市融入中的社会层面作为研究视角,分析与研究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如何克服社会交往"内卷化"、可动用社会资源匮乏、社会歧视严重这些社会融入方面的壁垒,从而让他们在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能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并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的尴尬境地。固化且备受争议的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应充分考虑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的特殊性,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的"四条保障线",关注并发展惠及农民工家庭的农村社会"四条保障线",以"一体化"理念改善城乡就业环境。对当下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危机,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活意义的再造:新生代农民工日常行为的仪式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离开乡土社会,步入全新的城市生活环境,不经意间经历了日常仪式的中断、续接、辟新、重建和缺失等与生活意义密切相关的环节,同时,其内含的日常工作仪式、日常消费仪式、日常休闲仪式和日常情感仪式使得他们生活重现了实在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日常仪式在城市社会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了层级化,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为适应了城市日常消费仪式而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其间道路仍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