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的重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共同体概念表征着人类对“共同善”美好生活样态的精神追求与现实实践，构成了传统社会中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审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消解了共同体的最初样态，而且建构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虚假的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一种超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形式重塑了人类共同体生活的基本样态，形构了习近平共同体思想的话语体系与实践样态，从而在理论上批判了西方式现代化对共同体消解的现实，规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对共同体消解导致的种种现代性问题的弊端；在制度上建构了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满足了人们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会制度需求；在实践上推动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建构，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共同体向度与价值实践。     

论共同体与社会秩序的内在契合性

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保持合适的张力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前提,而这个前提,需要借助于共同体来实现.共同体对个体的社会联结和社会化,有助于缓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而共同体对社会的组织化功能,则有助于增强社会力量,缓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共同体在“个人-社会-国家”之同所发挥的这种缓冲作用,使得它与社会秩序具有...     

“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迈向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区建设塑造了城市社区体制,其理想目标是完成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共同体建设。但实践中长期存在“强服务弱治理”问题,造成其理想目标均未充分实现：基层政权建设基本实现社会覆盖,但尚未实现社会嵌入,呈现“半悬浮化”特征;社会共同体建设浮于建制社区层面,自然社区则陷入“社会失灵”。新时代的社区建设,应以构建治理共同体为抓手和目标,将重心转移到社区治理上来,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催化作用,实现自然社区社会合作和自治的实质性突破,提升居民社区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最终形成现代社会共同体。     

共同体的重构: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

社区建设成为我国转型时期基层治理的基础,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建立管理有序、服务完善、人际关系和谐、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发展需要以社区物质建设和精神培育作为共同目标,同时也要将传统模式稍作变革,而作为行政治理单元的社区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背景下,缺乏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认同。文章认为为实现社区建设的目标,强化社区居民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培育一种有效的居民共同享有、共同遵守的机制需要重构培育共同体的模式,实现从交往共同体的培育到认同共同体的生成。     

治理共同体视角下民主行政社会建构思考

我国的民主行政建设在20世纪末逐步展开,政府开始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让公众逐步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之中,我国民主行政建设自此不断发展,但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存在已久、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精神与参与理性不足、行政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意味着,民主行政建设任重道远。文章在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研究民主行政及其社会建构,并对我国民主行政社会建构做了进一步思考。     

以“四个共同体”回应时代之问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要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这"四个共同体"重大倡议是对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发展,是对"四个典范"的进一步升华,是对当今时代之问的及时有力回应。构建"四个共同体"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如何求同存异、凝聚共识、促进合作、实现共赢,是上合组织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构建"四个共同体"不可回避的艰巨任务。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生成逻辑

从人类社会学视野看,中、西方传统村落共同体内部建制都蕴含着共同良善特质。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传统村落共同体加速瓦解,原本以血缘、地域、情感为纽带的共同体被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打破。由此,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资本逻辑的时代性批判,是揭开人类社会真正共同体本质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把握国内外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以全新的视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对于这一理念的深刻把握,只有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寻求新旧理论之间的契合和纽带,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来自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愿望,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在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新境界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最科学、最深刻的揭示。它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同体性关系、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人与自然不但是生命共同体而且是价值共同体,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归宿是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不但是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而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成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西方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理论特质。两个共同体互为促进、互为补充、互为支撑,构建出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观,从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建构重塑了世界文明的新秩序。     

高等教育:现代性批判与共同体构建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缩影和特质。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高等教育面临现代性方面的侵袭,陷入了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分离、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疏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背离、现实教育与网络教育隔离的异化发展困境。共同体是对高等教育现代性问题的"使命召唤"。高等教育要以共同体的理论工具消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困囿,要坚持技术理性和关系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的统一,从主体、机制、实践、网络四个维度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转型路径。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公安行政许可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范、统一公安行政许可,使得公安行政许可与即将施行的<行政许可法>有许多矛盾和不相统一之处,存在诸如设定滥、程序乱、效率低、监管差、责任轻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各级公安机关应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公安行政许可.一要统一清理现有的各类公安行政许可,依法裁减不合法和不必要的公安行政许可;二要规范操作程序,实行公开、公平、公正;三要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保证依法限时办结;四要加强检查与监督;五要落实责任.     

"电子警务"下的警察行政管理

当前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是重技术、轻管理,即在信息化建设的具体操作上以技术设备的配置为主,忽视了以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特别是管理方案的创新研究为支撑点.警察管理体制研究的新方向,包括新模式下的公安组织结构、警察人事管理、标准的电子警务业务流程设置等.为提高公安行政效率,迎接电子警务时代的到来,对"电子警务"下的警察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是一种必要和创新,是警察管理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潜规则”的行政文化论析

“潜规则”是一种隐性的却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的行政文化,是滋生哺育腐败的文化基础。“潜规则”行政文化表现为正式组织下的派别集团化、公共权力和价值的异化、行政行为的非程序化等,因此需要从制度、规范化行政裁量权、主体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和先进的行政道德理念的培育等方面加以遏制。     

"会议纪要"与行政诉讼

会议纪要作为一种公文形式,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行为方式,从会议纪要的功能、内容及主体进行分析,其是有可能成为影响他人权利和义务的行政行为的,因而也是可诉的.对此应具体分析.     

“义乌公安经验”的行政法意义

“义乌公安经验”不仅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而且也顺应了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潮流,具有重要的行政法意义。第一,“义乌公安经验”体现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第二,义乌公安机关树立的行政服务理念顺应了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第三,义乌公安机关执法方式的创新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第四,“义乌公安经验”证实了对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重要性和行政机关自身建设的不可或缺。对于“义乌公安经验,”建议将一些切实可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制度、执法方式规范化、法律化;建立经常性的信息反馈制度,扩大公众的参与;加强对治安辅助力量的管理。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准则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新的世纪,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高瞻远瞩,准确判断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是党在社会转型期重新整合与重构合法性资源的时代需要.中国共产党要长期稳定地执政就必须做到"三个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成果,为党执政提供了可行的价值论证与价值标准.     

《行政程序法》编纂中的矛盾关系及其化解

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国家目标的大事。在多元价值目标实证化、制度化的过程中，存在多种冲突，可能影响到拟议中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内在质量(结构)和外在质量(功能)。如何选择立法价值目标，如何发挥法典形式逻辑结构的张力，需要政治、知识、立法技术和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努力。主体制度和参与制度是行政程序法典编纂的难点。     

公务员"经济人"角色抑制与行政裁量权的控制

公务员认识的局限性和追求其公民身份所代表的利益与其行政主体代表身份所代表利益的不协调,是行政裁量权滥用的根源。应当以提高公务员的法律道德素养和行政业务能力,并引导和控制其公民身份所代表的利益追求为重点,防止行政裁量权的滥用。     

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李唐王朝建立后 ,吸取隋炀帝施政失败的教训 ,尊重当时的城村各居的事实 ,推行了村坊制 ,即村自村、坊自坊的以土断之的管理方法 ,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乡村户”与“坊郭户”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国家财政对货币的大量需求 ,随着国家财政对货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政府逐步放宽商业政策 ,提升工商业者地位 ,刺激了城市的发展 ,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形成 ,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城乡差别的出现并进一步拉大 ,宋代出现的“城乡交相生养”则是其具体反映。     

行政诉讼中"滥用职权"标准的建构

行政诉讼中的"滥用职权"应限于对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不正当行使实体裁量权作出处理结果层面的审查.其包含客观结果明显不当和主观过错两方面要件.客观结果"不当"的情形主要有违反比例原则、无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或违背裁量基准、不考虑具体情况的裁量怠惰等,审查强度应以"明显"为限,给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尊让";主观过错包含故意和重大过失,主要情形有徇私枉法、打击报复、反复无常、不考虑相关因素或考虑不相关因素等.为免于"滥用职权"被虚置,客观审查和必要的主观审查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