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全面二孩政策推行的公共服务因素探析

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会成为制约公共政策实际效果的短板。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有利于公共政策的推行,也能满足民众翘首以望的民生需求。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因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未出现预期的实施效果。以影响公共政策推行的公共服务因素为切入点,探索提高民众响应全面二孩政策积极性的配套措施,对于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收入差距、社会公平感与差序政府信任

重塑民众的政府信任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课题。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感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现:第一,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负向影响更大;第二,社会公平感提高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且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第三,社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和政府信任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表明,随着社会公平感的增强,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作用会削弱;中介效应表明,社会公平感能够弱化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因此,重塑政府信任的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与提高社会公平感。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分析

社会资本强调公民之间非正式的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些参与中的规范,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互惠、社会关系、合作网络、公共精神等。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是以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的,而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则是以社会资本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政民良好合作就无从谈起,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也就难以实现。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存在着内在关系,加强社会资本的积累,构建社会资本积累与公共政策执行的互动关系,可以解决政府公共政策执行问题。     

群众路线是强化政治信任的重要途经——群众路线的政治学解读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政党、政府的信任，它是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也非常强调政治信任的重要性。群众路线通过增进民众对政府官员、公务员的信任来增强对政府的信任，符合我国民众的信任的心理模式。当前要以实行“八项规定”和“整顿四风”为契机，走好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强化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群众路线的政治学解读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政党、政府的信任，它是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也非常强调政治信任的重要性。群众路线通过增进民众对政府官员、公务员的信任来增强对政府的信任，符合我国民众的信任的心理模式。当前要以实行“八项规定”和“整顿四风”为契机，走好群众路线。     

试论公共政策过程中公众认同的现实困境

公众认同是提高公共政策过程实效性的保障。它有利于推动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实现政策科学发展与社会管理民主化,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目前,由于公众认同理论研究滞后和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偏离,政策主客体间信任障碍影响了公共政策过程中公众认同的实现。因此,以政策主客体互动视角重视公众认同理论研究,从道德理性把握公共政策价值方向,基于公众主体性构建互动信任机制,已成为实现公众认同的需要。     

政府公信力:属性、结构与本质

从类型看,政府公信力属于政治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涉及到社会组织与公众对政府公共行政行为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和评价,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和自身形象在行政客体中所形成的心理反映,其本质是一种政治认同.在属性上,具有公共信任而非私人信任关系、无形而非有形资源以及主导性与系统性三方面的特征.按照信任对象来划分,政府公信力的结构类型可分为政府体制公信力、公共政策公信力以及政治精英公信力三种.     

以民意重构警务：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尝试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最理想的治理模式就是警民共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警民关系是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晴雨表,民众对警察的满意度反映出对政府的满意度,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集中地反映出对政府的信任度。湖州的警务改革也是一种警务模式的革命。通过民意来重构整个警务过程,把民意引入决策、监督、执行、评价、用人、问责、奖励等全方位的过程,这是对传统警务模式的重大突破。首先,湖州警务改革的核心是民意导向。     

新公共服务视角下地方政府信任指数:式微与提升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表现,体现为公民在理性选择中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认可。当代中国社会中地方政府的信任指数呈现出下降趋势,主要与利益多元、理性公民、风险社会等因素相关。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信任指数与政府公共服务的绩效是正相关的,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表现越优良,获得的信任指数会越高。当前,地方政府在现实行为中,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新公共服务的理念,出现一些行为背离现象。基于新公共服务的视角,提升当前地方政府信任指数的路径主要有: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培育理性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建立及时有效的回应机制;强化行政责任与民众监督力度;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人民导向化;坚持公共利益至上。     

民生“清单”重在落实

对公众失信不仅损害官员自身形象，更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导致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誉和公信力的流失，势必使政府和民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执政能力也会因广泛的质疑而削弱。若连政府都不值得信任了，民众还能相信谁？     

《你好,公安微博!》专题报道之一 公安微博这一年

从2010年2月广东肇庆公安局率先开通微博,经过整整一年,公安微博已经发展到500家,占全国政府微博的70%,关注的民众已经超过千万。当前广大公安民警收入并不高,却从事着繁重、艰苦甚至危险的工作。虽然公安民警仍是人民群众值得信任的群体,但有时受到的误解也很多。民众往往容易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将一些司法不公的深层制度问题迁怒于公安民警,一些负面事件很容易被舆论放大。公安开微博,是直接面对、有效解决问题,从而有效为民服务的一次有益尝试。利用微博揭开神秘面纱,广泛倾听民众呼声,及时沟通互动,不仅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还有利于与民众沟通情感,增加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与支持。     

政府信任: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学问题

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它涉及的是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是一个应该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的政治学问题。     

中国政府缘何拥有民众的高信任度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成立以来始终坚守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和信任首先来自民众能够从政府的施政中得到更多实惠,实现了民众想表达的意愿,也来自于历史上政府的承诺得以兑现、现实中政府的承诺预期可以兑现。     

“大走访”和公安群众工作研究——基于信任的视角

公安民警"大走访"活动的实践经验与启示是:构建和谐警民关系、重塑社会信任和提升政府公信力是开展公安群众工作的前提和关键。基于此,具体分析了民众间普遍信任、非政府组织信任和政府信任在公安群众工作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培育各类信任关系、完善和创新公安群众工作的具体路径。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基于江苏省居民生活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

<正>一、问题提出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信任危机"。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环境卫生漏洞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使得民众对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企业、媒体缺乏信任。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团结、和谐的标志,也是民众幸福生活与健康发展的保障。了解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有助于解释社会信任水平低下的现状,为找到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办法奠定基础。二、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新加坡实用主义公共政策评析

鉴于独立后较长时期内的复杂环境,新加坡政府将实用主义原则嵌入了公共政策领域。实用主义公共政策具有孤立性、不连续性与"数字性"等特征。特别是在经济实现腾飞之后,这种公共政策的负面效应就开始凸显,产生了"系统政府"失败、民主价值背离、民众认同降低等危害。     

公共政策失败的政策均衡性分析

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有效提高公共政策能力,以达到公共政策的均衡,是减少公共政策失败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也有利于准确地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提高政策能力,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公共政策与执政党政治公信力维护探究

政治公信力是判断执政党是否具备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指标。执政党通过自身的纲领凝练和引领公共价值,通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有效输出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和支持,实现对于国家的合法治理。因此,政策的公共性是执政党维护政治公信力的基础。要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在处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上,要密切政党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明确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在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途径上,要坚持政治活动宪政化,公民参与制度化,公共政策程序化。     

意见箱为什么“没意见”

意见箱是一些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征询公众意见建议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信任密切相关。要解决这些难题,就需要优化意见箱制度设置,提升政府公共政策绩效,弥合差序政府信任所带来的可能负面效应,共同促进意见箱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维度、根源及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信任危机凸显,表现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三种信任危机维度。社会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我国社会信任的国家化与货币化。这种货币本位式的社会秩序动摇了政府、民众及市场利益主体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社会价值,破坏了社会信任的基础,故应重建社会信任的社会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