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形成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通过对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的探析,我们可以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寻找现代法治的相关元素,从而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之路.     

弘扬中华法律文化 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一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首届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6月29日至30日在江苏无锡市召开了首届学术讨论会,五十余位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就儒学法律思想的价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制现代化等课题展开了认真而充分的讨论。会议气氛热烈、发言踊跃、论战迭起、妙论连篇。现将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儒家法律思想的价值会议认为,虽然孔子不等丁儒家——后者中还包含着道、墨、法诸家的思想成果,但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法律思想看作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     

“引经决狱”与儒法法律文化的融通

两汉时期的引经决狱体现了儒法两种法律文化双向互动的关系。董仲舒在推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对现实政治以及当时通行的法家文化作了让步,对儒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法家化解释,这种法家化解释在具体的引经决狱实践中也多有体现。同时,儒家又坚持了其核心价值,并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灌注了慎刑等人文情怀以及亲亲尊尊等宗法原则,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历程,使西汉以来的法律体系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重新实现了法律体系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通。     

董仲舒"德主刑辅"法律思想浅析

董仲舒作为公羊学说的大师,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对汉代以及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拟从"德主刑辅"思想为视角来分析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文化与中日法制现代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为何举步维艰、一波几折，而同具有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曾为中华法系一员的日本为何能迅速地成为法治强国？从法律文化角度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对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适时地进行改造，从而正确处理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日法制现代化迥然不同的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比较了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在中日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在中国要实现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也不能全盘继受传统的儒家法律文化，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儒家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对本土儒家法律文化和世界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最佳整合     

渗入汉代郡县法秩序的儒术:以官方行为为中心的考察

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西汉朝廷确立了"独尊儒术"的统治策略。此后,汉朝又不断地推进儒家的德礼之教向郡县法秩序的渗透,皇帝诏令及地方官的政务均为此种努力的表现。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律独尊时代,郡县是皇帝对民众之垂直统治的基点,法律则成为民众的唯一行为规范。然而,在重视儒术的汉代,郡县既是皇权统治的施展空间,也是朝廷将儒家的德礼之教付诸实践的空间。正因为此,儒学对郡县法秩序的影响不断扩大,此种影响的扩大则又是中国古代儒教国家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     

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之异同

众所周知，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儒法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中，先秦的儒家和法家更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它们既矛盾冲突，又并立融通，共同为中华法系的源远流长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比较了儒家与法家在刑法观上差别和相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儒法本质上是一家，都是典型的‘1人治”。在我国正努力完善法制。构建法治国家的今天，对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进行系统地整理、研究、比较以及反思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特征成因浅析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又称法律儒家化或礼教法典化,表明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法的内容渗透着儒家的伦理精神。在中国法律伦理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     

探析儒法分合流之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儒家和法家在相互独立发展时期拥有各自学派的法律思想理论并且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律文化呈现是多元化共存的局面.而儒法合流时期,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塑造成形起着特别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开始走向自我完善.本文立足于分析儒家和法家在这两个时期的经典法律思想之间的关系来论证这些学说相互作用是导致儒法合流之下形成特有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基础是先秦法家的思想,在秦汉时期有儒家思想的注入,从而实现了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融合,形成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由于儒家思想的注入,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了情、理、法的内在逻辑,而区别于西方的法、理、情。     

文化情怀与学术风骨——读俞荣根先生《风骨法苑几多人》

俞荣根先生的《风骨法苑几多人》一书,虽非严整的学术论文,然而却无处不给人智慧的启发和生活的感悟。俞先生作为国内法学界和儒学界的知名学者,在儒家法传统的研究领域中,不仅有真学问,更可贵的是在学问中所体现出的真性情。在西政求学期间,他继承并创新老师们的学术观点,传承并发扬着老一辈名师所坚持的"西政精神";在继续深造期间,他独立探求着儒家法传统的魅力,寻求着儒家法思想的渊源;在执教期间,他扎实科研,站稳讲台,时刻怀着忧患精神,不为功利风气动摇。俞先生不仅有一名法律人的人格与精神,更有一名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     

“明德慎罚”刍说

“明德慎罚”是西周奴隶主统治集团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它是在总结殷商氏族奴隶主统治兴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的作用在于调整西周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以利于对广大奴隶的残暴统治,它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以求子子孙孙“受天永命”。“明德慎罚”思想为后来的儒家所全盘接受,并以新的阶级内容加以改造和充实,成为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十年一剑 探微求真——读俞荣根的《儒家法思想通论》

<正> 《儒家思想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是俞荣根集其孔子和儒家法思想研究的成功之作。这部大作(54万字)从酝酿到最后付梓整整花了他12年光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在当今学术界,难得有这样的执着的追求。书中既有对孔、孟、荀原始儒家法思想的探析和究论,又有对以儒家法思想为主干的整部中国古代法思想史的梳理与鸟瞰;既有关于中国法律史的史实与公案的悉心与辩析,又有对于法史学上重大专题的质疑与论争;既有法律史研究方法论上的检讨与开拓,又有法思想、法文化性质上的立论与创新。全书形成一种史论结     

人治之辩——浅析柏拉图人治思想及启示

追求一种哲学王的"人治"是柏拉图一生的愿望,在理论上,他留下了"哲学王"的政治统治方式。根据韦伯的划分标准,柏拉图所推崇的贤人政治属于魅力型统治。柏拉图向法治思想转变过程中吸收了人治思想的精华部分。先秦儒家认为人治优于法治,"人治"中包含着对法律因素的肯定与利用。在我国目前所致力的法治社会里,人治的合理因素仍应被强调。     

论诊所式法律教育与儒家治学思想

诊所式法律教育产生于美国。美国的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司法体制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诊所式法律教育能否在中国扎根,是否有本土化的基础？本文试图从至今影响国人处世与治学思想的儒家理论出发,通过对儒家教学、治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探寻诊所式法律教育这一＂舶来品＂与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契合点,借以回答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基础问题。     

儒家伦理法批判

<正> 1981年,我们提出儒家法思想是“伦理的法思想”。后来在《孔子的法律思想》中,我们对儒家伦理法作了一定的阐述。我们的抛砖引玉收到较好的回应,学术界的师友们有批评质疑的,也有赞同并进一步作论证的。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在介绍大陆孔子研究中,已注意到了我们关于儒家伦理法     

儒家义利观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儒家义利观,在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更替中,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为中想文化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儒家义利观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仍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法治实现的传统法文化阻力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阻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内核与法治的精神相冲突，中国传统法文化体系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限权思想，中困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与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同，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的关键。     

儒家[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略论

[德主刑辅]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与其他法律思想的有机融合。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发展中．它一直作为主流法律思想被历朝历代所沿袭．决定着封建时代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并成为历代统治者[安人宁国]治国方针的思想基础，它对於维护统治秩序．理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保证封建国家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论现代法律视角下礼治功能的实现——从“礼治息讼”看现代法治的调解制度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法律文化资源,中国在当前学习西方法律的浪潮中,有必要有选择的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对现代法律秩序的价值构建方面,儒家的"礼治息诉"思想为当前的调解制度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考,在充分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更好的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