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50年代的生产“大跃进”运动

无论"大跃进"的客观结果如何,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与思想动机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不仅要有良好的主观愿望,而且要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的“回乡生产运动”

1955年,上海市启动了紧缩城市人口的"回乡生产运动"。为转变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党和政府在宣传的策略上,以美好的社会前景教育和吸引群众;以换位讲述引导和说服群众。在落实策略上,精准锁定动员对象,最大限度地减小回乡群众的经济损失,党员干部带头树立榜样。由此,使群众对回乡生产运动由不支持转向了理解和支持并达到了预期目的。     

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全党的一个崭新课题。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思考,并在一系列文章、讲话中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一、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演变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主要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及其他亚非拉国家,但很快就明确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进而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基础之上,使和平共处原则内涵日益丰富。但是,"一边倒"的冷战体制背景很快又促使了中共认识的改变。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报》“辣椒”副刊之浮沉

正1955年12月29日,在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青年报》创办了"辣椒"副刊。"辣椒"副刊以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的视角,以各种富有特色的文体,抨击当时团和青年工作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尤其是当时表现突出的官僚主义问题,有力推进了当时的"干预生活"运动,也极大地配合了逐渐展开的整风运动。"辣椒"副刊尽管存在时间短暂,但恰恰处在由整风运动渐起到反右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构想之探析

在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的历史时期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概念及构想。这一新的提法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本文试图从“三民主义共和国”提出的背景、内涵、本质特征、实现的条件及其意义,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它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历程中的重要阶梯作用。     

毛泽东提出“死缓”一词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大陆展开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在捕人杀人问题上,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要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毛泽东还考虑到,光是提出杀人不能太多,要控制杀人数字,还是不够,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在这些具体政策界限中,毛泽东准确地抓到…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与实现

香港回归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和顺利回归,是“一国两制”构想提出与实施的结晶,它为推进澳门回归,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有着重大影响。“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并首先运用于香港回归的实践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原因及评价

二战后,美苏从战时合作走向了对抗局面,世界被划分为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新中国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援助,所以必须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原因以及评价,来说明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巩固新生政权,我们必须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当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后来的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推崇梁鸿“不因人热”精神之解析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毛泽东曾多次在工作和生活中提到东汉隐士梁鸿的“不因人热”精神,借以倡导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过分依赖外援,这种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奋起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在50 年代末60年代初的经济思想初探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些经济思想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们当前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借鉴.     

“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提出及其成功实践

一、“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一国两制”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战略构想和具体方针政策，有一个逐渐形成和完备的发展过程。这个战略构想主要是在中美建交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形成的。“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是党从考虑解决台湾问题开始提出的。台湾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逃离大陆，盘踞台湾，在美国支持下与大陆对峙，造成大陆与台湾的隔绝状态。为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我们党从SO年代开始探索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     

50年代中期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尝试和受挫

1956年至1957年,我国政治生活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扩大民主出发走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此国内外有种种解释。其症结所在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扩大民主的步骤究竟是目的还是一种策略手段?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一 1956年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步骤,其动因首先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主要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     

毛泽东提出抗日“持久战”理论经过

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领导高层,参与党和红军的决策.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进行了重新分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利用和限制”、“改造和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和“使资本主义绝种”等四个阶段。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亦有国际因素的影响,还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生产力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相矛盾的思想根源。理清这些问题,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毛泽东与50年代我国的社会发展道路

新中国诞生前后,毛泽东曾设想,中国革命胜利后,先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阶段,然后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建国后不久,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评价这种转变、我们应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一、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然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这一目标呢?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毛泽东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正确分析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两部分。新民主主义社     

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正《党史博览》在2014年第2期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第一节的小标题中说"1967年5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这在‘文革’高潮中是不可思议的主张"。这个小标题如何理解?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条件——"‘文革’高潮中"。为什么在"文革"高潮中提出"刘邓可以分开"就是不可思议的呢?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让人难以理解。我们撇开这个问题,直奔主题——毛泽东是不是1967年5月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笔者认为不是,绝对不是——不要光看有没有"刘邓可以分开"这几个字。     

毛泽东提出“赶英超美”的台前幕后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当时的苏联有一定的核力量和经济实力。正在争取超过美国。毛泽东认为。中国也应该努力超过英国,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以“赶英超美”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成效．来确保国家的实力和安全。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这样。才能藐视一切敌人。所以。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在各个场合赞美苏联取得的成就,乐观地展望中国的发展前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毛泽东提出了“赶英超美”的目标。     

毛泽东提出“赶英超美”的台前幕后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考虑最多的是：必须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有一定的核力量和经济实力,正在争取超过美国,中国也必须超过英国。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以“赶英超美”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成效来确保国家的足够实力和安全,     

毛泽东究竟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阅读《党史博览》2014年第9期,见有《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该文原是对笔者2014年2月发表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提的批评.该文问道:“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从该文所述,方知该文作者近年才见到毛泽东“文革”中的上述指示.因《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2013年12月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而拙文引证的则是十年前出版的历史文献,两者其实并不矛盾.至于该文称早在1967年10月9日就见到的毛泽东批示,它与4个月前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指示全然不同.请注意,笔者记述的是“首次提出”,至于说10月9日毛泽东删除邓小平名字的批示,时间滞后了数月,这还能算首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