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虚拟社会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建设

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是风险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交织背景下巩固政府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利益冲突是社会转型期引发社会风险的根本因素,虚拟社会为利益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运作空间;制度化风险与风险的制度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信任危机导致的风险经过虚拟社会的传播而扩散;虚拟社会中风险弥漫致使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要着力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深层问题,为此应构建面向风险社会治理的政府公信力实现机制,提高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和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     

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的发展现状国际经验表明,社会救助服务在预防和对抗贫困、减少社会排斥风险、改善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促进社会救助服务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政策和措施。早在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逐步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在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建立我省农业风险保障机制

建立我省农业风险保障机制的思路与模式我省应该根据农业产业化特点,建立由政府推动(财政补贴),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的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即是“政府推动 农户互保 商业经营”的“三合一”模式。具体做法是: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及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通过举债融资,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筹集资金。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加大,地方政府的举债问题频频出现,如何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分析,试提出地方政府融资风险防范对策建议。     

论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对东道国公共健康保护权力的挑战

NAFTA第11章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提起对东道国的仲裁请求,使得投资者的权利得以有效保证。然而,当外国投资者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欢呼雀跃之时,有不少学者已经在担忧这样一个“投资者-国家”争端仲裁机制将给东道国主权带来怎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东道国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领域,主权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越来越多损害赔偿请求数额惊为天价的投资争端仲裁案件不断出现,这种忧虑在国际社会中悄然蔓延开来,社会公众要求本国政府在投资自由化浪潮中切实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的呼声在不断高涨。     

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当前,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重塑风险意识,形成风险预控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网格化、全覆盖的危机治理体系,是政府化解社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当前,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重塑风险意识,形成风险预控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网格化、全覆盖的危机治理体系,是政府化解社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如何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治理法治化已然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应当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提升司法公信力、培育法治信仰,加快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从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风险社会中政府公信与政府治理

风险社会中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以及表现在社会结构、制度和关系的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对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应增强其社会风险管理能力,推进社会治理转型。     

城市社会风险治理与新型警务形态构建路径

<正>当前,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特别是超大城市社会矛盾风险集中凸显,这些都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警务形态。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如何遏制风险、化解风险,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已成为紧迫问题。为此,公安机关必须提高认识、统筹全局,扭住关键、精准发力,切实提升城市风险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风险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以国外经验为镜鉴

正风险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本文以国外治理经验为参照,详细探讨了政府应如何从扩展社会参与范围、构建参与平台、提高参与质量三个方面入手,引导社会力量在风险治理核心环节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解决社会参与形式化问题,从而达到"全过程""全方位""全效果"的社会参与目标。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具有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在风险治理中更是肩负着不可替代的责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一是风险频发叠加,治理对象愈加复杂,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决策的难度加大;二是"人为的不确定性"本身也构成风险的一部分,尤其是人为导致的政策风险不断引发社会公众质疑,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社会系统观——宋代社会调控的思维模式和平衡机制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明高度繁荣的阶段,而宋代社会因其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同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及人的观念、思维方式产生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同时也背负了许多社会风险,这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紧迫感,向宋代统治者的社会控制的智慧提出了严峻挑战。为在实践中应对这种挑战,社会系统观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和平衡机制,在宋代统治者内已逐步形成,并把它作为驾驭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控制社会达到有序运行的一种基本方式。     

医改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的社会责任。从理论上讲,对市场调节功能与政府调控责任的绝对化评价都是不足取的。无论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其是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是否具备它们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与市场应各司其职1.公共风险与政府干预公共风险是指产生“社会性影响”的风险,它具有内在关联性、不可分割性与隐蔽性。正是公共风险使公共支出有了终极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它是市场失灵的本质表现,防范与化解公共风险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按照公共风险的思路来界…     

风险矩阵视阈下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评估——基于对174个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

依据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风险发生阶段可以将风险划分为运作过程风险和运行结果风险。按照风险矩阵方法通常对风险等级的划分,可以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风险等级分为4类:1-3为可接受风险,4-9为一般风险,10-12为重要风险,15-25为重大风险。在风险矩阵视阈下,运用半定量后果准则和可能性准则开发风险矩阵问卷,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风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对风险评估的等级存在着差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需求脱节和公共性弱化的风险等级为9,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效率不高和社会组织垄断公共服务的提供的风险等级为12,政府对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行为监管不到位的风险等级为16。同时发现,社会组织与政府是否建立合作关系和社会组织对风险的评估具有负相关关系。因此,防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风险应重点关注:加强政府对承担购买服务社会组织的监管、建构社会组织间的竞争性和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视阈中的农民利益诉求机制解读——以云南省“孟连事件”为案例

我国正处在一个风险制造和风险不断增加的社会转型期。风险是与危机相关联的,风险的社会层面是社会风险,危机的社会层面是公共危机,二者存在着因果关系。云南省“孟连事件”暴露出当前公共行政体制中农民利益诉求机制存在着的问题,这极易导致以群体性突发事件为表征的公共危机。因此,政府应更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公共危机管理理念。     

前瞻性治理: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转型期社会公共事务和风险治理难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回应式政府治理范式已难以有效适应当前的时代需要,探索和构建具有前瞻能力的政府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因此笔者提出"前瞻性治理"的概念,具备现代政府运行特质。面对风险社会治理的挑战,前瞻性治理要以民众需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以培育政府行政人员前瞻能力为抓手、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以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为支撑、以风险治理常态化为重要举措、以跨域联动机制为手段、以健全法律制度为保障等路径构建得以实现。因此,前瞻性治理是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弹性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模式

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模式因社会需求的变化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风险社会所赋予政府的新型责任要求政府改变自身予以回应,这种改变除了范围上的扩张、角色调整之外,在政府模式上也应有相应的变革。弹性政府在组织设置上更具灵活性,在行动中更具自主性并更加注重效率,因此应成为风险社会治理中政府模式的当然选择。当然,弹性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运行中依然存在某些弊病,这需要道德的引导和激励、法律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予以克服。     

农业保险：“一号文件”多年的惦记

从2004年开始,连续4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农业保险,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