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有人来改变它”——乡干部 禢宝垣

乡政府大楼是一幢石砌三层楼房。我们来到时,大门还锁着。楼前冷冷清清。过了一阵,有两个农民来了,站在门口说话。“你来干什么?”“写证明买牛。你呢?”“我要去外县,想开张住宿介绍信。”“哎,现在的乡干部都没有什么事做嘅,几时来都没准的。走啦,一会儿再来过。”     

“第三只眼”看都市

他从“社区与人”的角度,破译了现代都市文明进程的密码——今年年初,曾被称为“广东的西伯利亚”的东莞小城清溪镇,来了一位台湾客镇领导陪同他转了一天,临走这台商却索要纸笔,写下一句征求绝对(注:左右起读均一样)的上联:“清溪小地方地小溪清”他说:什么时候你们对上了这句上我就再来又一天,省里来了一位30多岁的青年学者。     

五次七遍80年

在武汉市区的鄱阳街上有一座古老的6层建筑,叫景明大楼。该楼房建于1917年,到目前已经80多年了。有一天,楼房的业主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的挂号信件,信中写道:“景明大楼为本建筑设计事务所承建,设计年限为80年,现已超期服役,敬请业主注意。”落款是“英国××建筑设计事务所”。 这是5月22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我的一位朋友看了以后攥着报纸皱着眉头     

城市故事热线

读者朋友,“城市故事热线”又和大家见面了。 千里知音一线牵,自“城市故事热线”开通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来自各地的信息,有写信来的,有寄稿来的,也有打电话和亲自找上门来的,大千都市,芸芸众生,我们就此相识相知。 谢谢你,都市的朋友,“城市故事”欢迎你。     

寻找另一种风景

我们办公的地方是一幢临街的楼房。透过窗,随时可以看到马路上的人流、车龙与灯河。这幢楼的对面是一家大银行,银行底层有一道很漂亮的蓝色玻璃幕墙。我在临街的窗口已经坐了好几年,但只是在最近的某个时刻,我才突然发现:对面玻璃幕墙上每天都在放电影一样,“放”着人流、车龙、灯河的“镜头”。在那幽蓝幽蓝玻的璃幕墙上,“现实”正在流动,没有喧嚣,不见尘土。马路和玻璃幕墙距离我都在百米以内,但几年来,我竟完全忽略了其中之一的存在。     

开了个南风窗

打开创刊号的这扇《南风窗》,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教人为之心窍开通,心情舒快。开放、大胆、言之有物几乎是这本薄薄的杂志每一篇文章的共同特点。例如:《广州人的“炒更”》一文,为某种意义上的“炒更”翻案(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炒更”是胡乱捞外快的同意义语),指出这是广州人“以增加工作量来应付自已日益增多的开支”的一种手段;《广州,处处讲钱》一文提出诸如“凡是认真讲钱的地方特权就变得不那么吃香”,“认钱不认权”等新而且尖的论点;《京西来了“长头发”》一文则揭示了“不能以头发长短来论英雄”(“长头发”在     

盼望停电的日子

自打我们从又乱又脏的大杂院里搬出来,住进清洁而安静的公寓楼以后,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文明”起来。在这个每只角落都有铜板在跳动的时代里,大家忙着赚钱、赚钱、赚钱,似乎已很少关心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其最集中的体现之一便是:我们开始变得没有了邻居。现在的城里人都是关着门过日子的。屋里的人往外看是,是一只只蜂窝一样密集的窗口,开着或紧闭着,都同你没有关系。吴先生住在一幢七层高的楼房里,已经快八年了,可是他一直不知     

塑料杯上的裂缝

童年时候,我常常求爸爸带我到“车间”——他每天工作的神秘地方去,在我想象中,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造了不起的东西的地方。在我七八岁时的一个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爸爸牵着手把我带进了工厂。 我发出一声又低又长的“哇——”,巨大的房间里机器声     

外国人最害怕什么

有一天,一个经常接触洋人的旅游界朋友,对我说:“你说,外国人来咱们中国,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是交通不便吧。”“不是。”“是打长途电话难?”“也不是”,朋友皱着眉头说。“是上厕所外国人在中国最怕上厕所!旅游途中憋急了,找不到方便的地方;找到了,又因为那地方又脏又臭而不敢进去。”嗯?嗯!我不怀疑,也许洋人在中国确实最怕上厕所。广州有个读者,曾投书报社叙述他经历的一件事:“我路经新落成的天河火车站,到公厕方便。走近公厕、一股臭味扑鼻而来,但见     

高楼下的民工村

近年来,由于基建工程大量压缩,数以百万计的民工重新返回田野,然而,在广州市海珠区高楼林立的一个角落里,却长期居住着几百名民工,形成都市里的“村庄”——江南民工村。安居乐业与周围的建筑群相比,江南民工村的房舍显得矮小、简陋。然而这个占地7000多平方米、拥有8幢单层砖瓦结构房的村落,     

撒谎是父母的天职

父母最擅长三种谎言。一种是替孩子消毒，一种是替孩子判断，一种是替孩子生活。每一种都号称善意，每一种都打着“保护”的旗号，每一种曾出现在感人肺腑的亲情故事里赚人热泪，每一种都让孩子在成人后郁闷愤怒委屈后悔，最后却化成一声叹息：“他们也是为了我好。”     

饮酒吃“地毯”

广州人有喜庆事,喜欢到酒楼摆上几桌酒菜款待客人。目前市面办喜寡的标准,按收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饭店、招待所,每桌100至150元,主人往往碍于面子,怕人说“寒酸”,于是,渐少光顾了;二类是酒家,每桌150至200元,主人常乐于此道,因为既经济又实惠;三类就是一些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了,每桌200至400元之间,广州人形容来这些酒店饮喜酒为“吃地毯”。来这些酒店吃喜酒,人们心中会有把秤,“吃在肚子里,算在心头上”,算出端上来的食物其价值仅仅占交付金额的一半,另一     

中国人的“私房事”

前几天，我在上海地铁里看到一位女士在剪指甲，虽然并没有太多指甲屑在车厢里乱飞，也没有溅在其他人身上并落在地板上，但那种情形实在令人作呕。我有些讶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公共场合，做剪指甲这样的“私房事”呢？另外，我对他们整天都把指甲刀带在身上，并决定在像上海地铁这么拥挤的地方，把它拿出来为指甲“美容”的做法，感到非常困惑。     

来个“明星企业游”

国家机关工厂企业实行双休日之后,都市上班一族游山游水游乡村,不亦乐乎。 笔者以为,与其花大钱去新建一些人造的游玩项目,与其去游赏那物与人、人与事相脱节的地方,倒不如来个“明星企业游”——组织如此消闲旅游,是可收一箭三雕好效益的大乐事。 不是么?社会主义文明化程度在提高,厂长经理中的儒商和商儒之比重越来越大;更有越来越多商家根据不同的客     

一个广州警卫与十个历史名人(续二)

南湖宾馆修好了,我被调去任所长。刚上任,周恩来总理就来视察,在司令员等军区首长陪同下到了南湖。我激动地迎上去,用双手握住总理伸出的手。总理微笑着问:“叫什么名字啊?”“陈良顺。”“哪里人?”“武汉。”“哪个区?”“江岸区。”“噢,好地方哟。”周恩来将我的手摇一摇.“二七大罢工革命发祥地么,好地方。”南湖宾馆分五个区,各区队长见总理时,总理都要问问姓名籍贯。一区队长叫黄大珍,广东陆丰人。周恩来一听便“咦”了一声,说:“打败仗的地方。”他望望大家.带了回忆的神情说:“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汕头,不行.往回走,又在陆丰被截住了……”片刻,他从回忆中脱出.说了一句:“我们不能     

一个少年的网络奇幻漂流:藏族男孩丁真成为网红背后的故事

丁真的全名叫“丁真珍珠”,2000年出生在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一个藏区小村庄,从县城出发需要颠簸3个多小时的山路。丁真所在的村庄一共有30多户人,全是藏族,他们主要靠养牦牛、打酥油、挖虫草、采松茸、捡菌子为生。丁真的爸爸曾经在村子里当过15年的会计,在那个年代的小村庄里,识字算账已经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     

古巴迷宫

“黑夜里仗着宝剑向风车开战”,是塞万提斯小说里的“骑士”形象。4个世纪后,卡斯特罗回忆说:“在大学里,我是堂·吉诃德式的,浪漫的,对政治知之甚少;但马蒂和玻利瓦尔的梦想,以及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想法,已经模糊地在我心中发芽了。”     

特教,沉重的翅膀

都市里的“留学生”现象阿娟13岁了,个子比数学老师还高半个头。与她一起进校读书的同学已准备升中考试了,可是她仍坐在三年级最后一排椅子上。阿娟一直怨恨父母,怎么把自己的脑瓜生得这么笨。课文明明已背得滚瓜烂熟,第二天一觉醒来却忘得一干二净。考试前老师一再给她“加料”,可是试卷     

“小抠”们的新精算生活

传统的节俭思想和现代的时尚思维相结合，使“新小抠”们的生活如鱼得水。通过转移消费重点，这批都市里涌现出来的新新族群让有限的金钱“抠”出惬意人生，给都市的时尚生活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与阳光。     

报海刊林“引水员”

“警察来了!”有一回我去参加作家们的聚会,听到有人这样开玩笑道。我说:“就算我是警察,可你们不是小偷啊!”我这个角色很特殊,是不是? 在一个满桌满地都是报纸、杂志的房间里,59岁的李汗就自己的特殊身份呵呵笑着。他的职务是: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处长。说我是“警察”,那是因为全省公开出版的数百种报纸、杂志,都得归我们这里管理。如何管理?我提出了一个八字方针:“引导、监督、调节、服务。”这八个字里,我认为服务是基础,这就不能满足于当当“警察”或是“消防队员”,因此,我更乐意当好一个合格的“引水员”。引水员并不比船长高明,但他熟悉自己这一带水域,可以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