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避责的生成及治理

“避责行为”是在反腐态势持续高压和外部监督趋严背景下,部分党员干部所产生的消极态度及行为,其主要表现为作风不实、利益至上、不思进取、不敢担当等。要转变这种不良风气,应从强化学习、提高本领、激发动力等几方面发力,引导党员干部树立责任思维,使其在干事创业中底气更足。     

刑事审判中的道德减责问题分析

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能否进行道德减责的关键不在于犯罪主体本身的行为,而在于被告人的行为主观动机是否具有道德减责要素,也就是是否以＂他人是目的＂为判断标准。只有具备了道德上规定的有利于平衡自身与他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要素,才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道德上的宽恕,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进行道德减责的命题才成立。一般地说,刑事审判中的道德减责,包括生命减责、自由减责以及利益减责等三个方面。     

新时代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研究

政协委员的责任是其在政协履职中产生的责任,不同于其个人作为其他角色时所承担的职业责任、公民责任、家庭责任等.对新时代政协委员履职担责的要求,包含着坚定政治立场、参与制度实践、提升履职能力、团结引导群众、端正自身品行等内容.强化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围绕政协委员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的作为...     

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生成机制及治理策略研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方针对我国基层官员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基层官员避责行为仍屡见不鲜,为我国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借助压力模型可以发现,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生成原因包括个人政治晋升形成内部压力,以及组织内部的权责失衡、府际避责催生责任压力、“乌卡时代”的风险加码和公众舆论的收紧触发外部压力,通过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价值选择最终引发避责行为。为了防止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需要优化组织权责结构、完善内部评价体系、建立基层官员的压力疏导与缓解机制,以减少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发生。     

深化细化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机制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统揽"四个伟大"的根本保证,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关键。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抓紧抓牢管党治党责任,深化细化"四责协同"机制,推动广大干部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敢为先锋。     

基层“信息避责”缘何成治理难题

基层“信息避责”是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出于避责需要，在向上呈报信息时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致使上报信息失真的一种现象。“信息避责”呈现出选择性、粉饰性、掺水性、投机性、敷衍性五种基本类型。其既降低政府治理效能，危害民众利益，减损政府公信力，又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治理基层“信息避责”，可从德、能、制三个维度共同发力，让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既担得起责，也避不了责。     

司马辽太郎的天皇观

司马辽太郎的天皇观是其历史认识的起点和前提。他批判日本的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流露出对天皇的敬意和积极拥护。他将天皇置于哲学上的虚空之位,因此无需承担法律以及政治上的任何责任,从而将战争责任推给参谋本部。司马辽太郎的天皇观与其对神道的认同、教育背景以及社会风潮等有密切关系。     

“科学改革观”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内容

树立科学改革观是新形势下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推进开放的必然要求,科学改革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改革的核心是构建有助于社会和谐的核心价值体系。改革的路径是以自下而上的自发性、诱致性组织变迁为主,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变迁为辅。进一步实现政府职能转型是确立科学改革观的重要制度前提,改革的根本理念是以民为本。     

共同富裕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逻辑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通过教育引导、激励担当、党建引领，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平衡秩序与活力，释放共富动能，构建人人尽责的共同体；强调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和物质层面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构建人人共享的共同体。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不断增强“人人”的履责意识、激活“人人”的尽责动力、提高“人人”的履责能力，才能更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同责共享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论“四减四责”理念对于首都公安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四减四责"是"减少违法犯罪、减少灾害事故、减少群众损失、减少群众投诉"和"情报信息责任、矛盾化解责任、网上巡控责任、执法形象责任"的简称。这一理念是首都公安机关在深刻把握中央精神,深刻把握市场化、动态化、信息化时代特征,深刻把握新时期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深刻把握世界警务潮流和现代警务发展趋势,深入总结公安机关探索维护社会治安规律和队伍建设规律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警务理念。要深刻理解"四减四责"理念的基本内涵,充分认识牢固树立"四减四责"理念的重要现实意义,全面把握落实"四减四责"理念的基本要求,认真坚持以"四减四责"理念为指导,不断强化公安机关的政治责任感和警务执行力,不断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推动首都公安事业的科学发展。     

重构与规范: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反思与出路

被害情感是被害人在经历犯罪行为后各种社会性需要满足与否的主观体验,是一种具有情景性、稳定性和深刻性的高层次精神现象,最常见的被害情感有愤恨、抚慰和宽恕三类。刑事政策场域中的被害情感在非理性和情绪化标签之外,本质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它在个体层面决定被害人的行为和策略,更在一定社会层面上奠定刑事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借助被害人教义学的辅助性和自我答责原则,可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限制被害情感非理性的成分,实现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规范化"出场"。     

从以礼责官到任情坏法——唐代官员受贿贬官现象探析

虽然《唐律疏议》并未规定官员受贿贬官这一制度,但从史书记载来看,贬官是唐代官员受贿的责任形式之一。官员受贿贬官不受刑,是在追究官员受贿的法律责任时,以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唐代官员受贿贬官包括两种,贬授正员官和贬为左降官。官员受贿贬官制度强化了唐律"刑不上大夫"、"以礼责官"的立法精神,是对唐律除免当赎制度的完善和补充,但在实践中,由于统治者私心自用,贬官这一责任形式变成了偿恩报怨、党同伐异的工具,"以礼责官"的精神也被"任情坏法"的现实所取代。     

科层制下组织成员的参与自主性:困境与超越

科层制森严的命令—服从特征与组织成员承担公共责任及参与自主性之间的冲突会导致组织成员陷入困境。保持个人伦理自主性,内化参与自主性的动力;授权留责,从制度上为参与自主性创造条件;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和普及电子政务,从技术上支持参与自主性;组织救济保障组织成员的参与自主性等措施是有效解决科层制下组织成员参与自主性的困境的有效途径。     

被害人危险接受处理模式之检视——自我答责理论之提倡

对于被害人于危险接受场合下的刑事责任归结问题,既有的流变进路在自身逻辑上难以自洽,均无法圆满地妥善解决。处理危险接受案件,应以被害人自我决定权为基准。自我答责理论从被害人的自由意志出发,明确了被害人基于自由意思而陷入危殆化,形成了“意思、行为与结果的统一体”,所发生的法益侵害结果应归属于自己管辖领域,由其自我答责。自我答责理论的适用需加以限制性条件,避免责任认定混乱,在充足条件之后,可将自我答责理论适用于3类危险接受场合,以为司法实务中出现的疑难案件提供理论补给。     

官员问责难题与西方话语霸权祛魅

问责是以归因为基础，以课责为关键的反映问责人与责任人控权关系的机制。在学理上，官员问责存在职责交叉难题、责任归因难题、多种惩罚逻辑的课责难题，本质上是复杂治理形势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张力的产物，是全球公共行政现象。但西方学界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存在两种话语霸权：一种社会中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选举政治上，关注于选民在问责上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自身的归因需求和课责能力，称中国没有问责制；一种中国威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课责机制上，认为中国威权国家政体“无需”和“无力”课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面对西方的问责话语霸权，国内问责研究需批判意识形态攻击，并摆脱理论贫困，从实践中挖掘中国官员问责特殊性，从理论上提升中国官员问责解释的普遍性。     

行政程序中证明妨碍理论之适用与变通

证明妨碍理论也应如同证明责任一般适用于行政程序之中。这要求证明妨碍责任不得逾越期待可能性与比例原则允许的范围,而应视行政行为的性质、可能附加于行政相对人的后果以及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等要素而定。即对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涉及行政法律责任的干涉行政,需克制证明妨碍理论的适用;而对于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合同、行政赔偿、工伤赔偿等非干涉行为,可以援用证明妨碍理论解决实务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中党政同责措施的科学实施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了追究党政系统中生态环境事务实际决策责任、政治领导责任,即"党政同责"。但将其与党内法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相对照后,可以看出其主要效果在于问责事项上的"同"效,在责任力度、追责顺序、程度机制上尚有诸多需与现行制度体系协调之处。因此,应当将规制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法规、党政干部职责与纪律规范视为一个整体,审视党政同责在其中的地位及由此决定的制度逻辑,根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需要和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基本规律,形成党政同责的科学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