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经济走势分析

2000—2007年,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总体上呈平稳快速发展的趋势,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与这些国家转型后形成的制度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有关。本文就国际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冲击,从多个侧面分析相关原因,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检视

美国是世界上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而且自小布什政府起开始重视生物防御,颁布过一系列应对生物威胁的规划,而特朗普政府还在2018年9月出台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将生物防御问题提升至国家层面。但是,医疗资源与战略规划并未能阻止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大暴发,《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提出的应对生物危机的设计在疫情面前形同虚设。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有如下原因:美国的生物防御战略框架不够完善,操作性不强;决策层漠视疫情预警,战略领导力不足;医药物资严重匮乏,实现战略目标的执行手段无力;负有抗疫责任的官僚部门各自为政,缺少协调与合作。通过考察特朗普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与表现可以发现,美国的生物防御战略虽然打着"防御"旗号,但重心在维护其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霸权,而且在大选年其生物"防御"战略更要服务于选举目的。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危机与转型态势探析

全球化、美国单极格局和制度化合作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特征.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地区合作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反向联动.同时,疫情凸显美国体系领导力缺失,大国制度博弈愈演愈烈,既有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提升,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整体而言,国际秩序未发生本质改变,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持续、制度安排中功能性合作与新制度建立加速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将在重组整合中波动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同时,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未来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世界具有世纪性意义,或许成为全球性进程中的分水岭。全球化的发展将出现阶段性变轨或嬗变。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倡导者与推动者,在率先走出疫情后,中国将加快畅通国内循环及优先推动周边国家畅通区域循环。从长远看,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停息,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全球化的更新将成为各方期待的新势态。     

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的急剧扩散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本文探讨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深层次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可能造成的冲击,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新冠疫情持续冲击下印度粮食安全危机及其应对策略

2019年底以来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在持续的疫情防控背景下,全球粮食市场一度出现异常波动,并给社会各界带来世界粮食安全的隐忧。对于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和粮食出口国来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扩散将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印度粮食安全,尤其是疫情的交通封锁性防控措施对印度粮食生产与贸易流通带来不利影响,导致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及其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进而强化了印度粮食安全危机的悲观预期,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全球粮食供求紧张和粮食市场波动升级风险,甚至引发全球粮食市场安全危机。印度作为第一大米出口国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其特殊的国情使得新冠疫情持续冲击下的粮食安全严峻形势更加值得关注。本文认为印度须保持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保障粮食供求大体平衡;打通粮食流通消费渠道,提高人均粮食供应能力;保障足够粮食储备,并争取国际粮食资源应急;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监测预警,提高粮食风险管理水平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新冠疫情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柬埔寨财政外债风险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欧盟正式撤销“除武器外全部免税”优惠的影响,柬埔寨国内经济和社会受到较大冲击,政府财政赤字问题凸显。随着柬埔寨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断加深,其主权外债风险也亟须得到重视及有效防范。当前,柬埔寨政府双边外债的前四大债权国依次是中国、日本、韩国和法国,多边外债的五大来源依次是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欧洲投资银行和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柬埔寨财政外债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存在内债偿债风险;对中国的主权债务较大,容易造成舆情风险;柬埔寨债务率较高,经济抗压能力较弱;国别信用评级较低,需注意防范信用风险。中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应当加强对柬埔寨宏观经济的动态监测,及时发布国别风险预警;审慎追加新增涉柬埔寨信贷项目,重视管控中国涉柬埔寨债务风险;建立“舆情监测—研判—应对”体系,防范涉华舆情风险;健全中柬经济联合防控机制,积极与柬埔寨共建风险防控制度,增强偿债和抗风险能力。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拉数字经济合作:机遇、 挑战和前景

新冠疫情暴发对中国和拉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但数字技术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显现,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被进一步激发。加强中拉数字经济合作,对于化解疫情给双方经贸合作带来的下行压力,深化和细化"一带一路"合作,促使双方合作在疫情之后向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次疫情为数字经济普及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为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和市场机遇,也为进一步拓展中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此同时,在疫情冲击下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也面临着因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带来的融资困难、拉美产业数字化程度较低、人力资源不足以及美国对中拉数字经济合作的阻挠等挑战。展望未来,中拉需要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和拉美数字议程指引下,加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网络空间治理、数字化人才培养和促进公众数字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合作。鉴于美国将继续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制造障碍,中拉双方需要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应对之道。     

新冠病毒疫情、生物安全与东亚合作的新未来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其造成的冲击主要包括危害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严重破坏地区和全球经济、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等。新冠病毒因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致死率高等特点,这势必也会成为东亚区域繁荣与稳定的新挑战:一是严重损害中日韩三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二是多领域冲击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三是敌对势力借此攻击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可见,生物安全在区域经济开发和相互依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此,应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二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中日韩可从地区卫生安全为切入点和战略抓手来推进三国的医疗合作,消除日韩两国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不信任,推进三国的战略互信,然后逐步过渡到"高敏感领域"。     

新冠疫情冲击下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困和不平等:社会结构脆弱性视角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拉美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在贫困率大幅攀升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整个社会阶层收入结构向下移动。疫情造成的健康损失、经济停摆、大规模失业以及社会隔离措施的实施,使社会弱势群体遭受到更大的冲击,生活状况恶化。为应对疫情,拉美各国出台了大规模的应急性社会保护措施,包括现金和实物转移支付计划以及缴费型社会保险项目两大类,对于保障特殊时期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场危机与拉美地区固有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财富分配不公、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卫生建康体系薄弱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不足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该地区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通过分析疫情对拉美社会贫困形势和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冲击,笔者认为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来自疫情暴发,内因则源于该地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有效解决,2020年疫情进一步印证了拉美社会结构固有的脆弱性。     

新冠疫情对印度制造业的影响及其应对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制造业生产运行。印度人口高密集度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印度疫情传播和治理的特点。而印度制造业原材料及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存度极高,疫情的冲击使得制造业供应链进入短暂"停滞"时期。同时,疫情的走向转变了厂商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为印度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本文通过月度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疫情对印度制造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制造业生产水平产生了较大冲击;长期内,疫情对制造业的冲击有限;同时,疫情对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另外,印度政府也正在全面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降低疫情对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我国制造业应对疫情冲击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疫情冲击背景下的东北亚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价值链放大效应、贸易结构失衡、逆全球化和"反中国化"问题凸显。纵观当前全球疫情和经济形势,东北亚区域总体相对安全、稳定,构筑东北亚区域价值链应对疫情冲击具备良好潜力和基础。中日韩等国对疫情的有力防控使得东亚生产网络有望率先复苏,东北亚区域巨大的投资和消费潜力可有效缓解世界需求下降的冲击,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传统有助于新一轮区域经贸合作的达成。从经济禀赋和外部环境来看,东北亚各国生产端比较优势明显,消费端和双边贸易互补性强,区域安全和经贸环境日臻完善,为形成完整的区域价值链"闭环"奠定坚实基础。在世界经济共命运、国际生产碎片化的当下,中国可以从扩大最终消费市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促进技术升级和强化制造优势、推进区域合作协定落实等方面积极构筑和完善东北亚区域价值链体系,贡献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力量和智慧。     

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重大疫情应对中的三层治理角色及其互动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暴发和迅速传播使公共卫生治理超越了一国内部地方卫生治理的范围,演变成国家的甚至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过程是一个典型的三层治理的过程: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关系。在重大疫情的应对中,全球治理作为国际公共卫生产品的权威提供者,为各国的抗疫实践提供专业指导;国家治理是国内资源动员与流通管控的统一指挥者;地方治理则是危机管理和稳定民心的一线保障者。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实践显示,三个层面的治理保持了积极的互动过程:世卫组织、中国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密切合作、积极沟通,对疫情的遏制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大程度实现了对疫情的高效治理。     

新冠疫情下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及趋势

新冠疫情在席卷南亚之际,也多维度地影响了该地区恐怖主义的当前发展与未来趋向。本文认为,疫情以扩大社会矛盾、变革政府权力基础、催化恐怖主义新模式三种方式影响了恐怖主义的发展。在疫情背景下,南亚的恐怖主义活动整体缓和,但国别情况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南亚恐怖主义呈现出利用互联网平台掀起激进化浪潮、与政府争夺合法性空间、利用阴谋论开展信息战等特征。未来,被疫情压抑的很多恐怖活动有可能在后疫情时代出现报复式增长,南亚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将可能上升,“独狼”式袭击和生物恐怖主义将构成新的安全威胁。     

经济结构调整：中东欧国家的入盟战略

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正式决定。吸收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并提出了入盟标准：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包括法制、多党制、尊重人权、保护少数民族权及多元化社会；在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应付欧洲统一大市场竞争压力；在法律上要与欧盟的法律框架一致，遵守欧盟法律的权益和义务。之后，欧盟相继为中东欧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协议和具体的标准，并定期对候选国的入盟准备进程进行审查评估。中东欧国家以欧盟制度为参照物，完全按照欧盟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标准打造自己，各个国家都先后规划了加入欧盟的一体化战略。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后疫情时代的金砖国家合作：机遇与挑战

在新冠疫情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背景下,研究新兴经济体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恰逢此时,以“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为主题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在中国举行。金砖国家成员国携起手来就全球发展问题开展合作,本文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考察。金砖国家的合作实践是建立在一种横向关系基础之上,反对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施舍,维护伙伴国的平等、尊严和自主权。以需求为导向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金砖国家虽然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但仍为全球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证明,一种具有替代性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兴起,可与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媲美。然而,金砖国家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成功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一是金砖国家成员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偏好不同,二是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三是缺乏集体的世界秩序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