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则治理到关系治理——三十年来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变迁

2021年是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的特殊年份。回顾中亚地区的治理历程可发现,该地区的治理模式大体经历了规则治理为主到关系治理为主的演进。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优先任务在于学习并接受国际规范与规则,提升自身的国际生存能力,而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着中亚国家间的互动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这种态势,导致中亚地区治理具有浓郁的规范治理的特征。而“9·11”事件后,尤其是当2003～2005年间“颜色革命”波及后苏联空间时,中亚国家意识到处理好与域外大国的关系极为重要,因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政权生存,由此导致各国将实现对各种关系的大致平衡视为国家优先任务,这使中亚地区治理的关系治理特征凸显。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反映了参与中亚地区治理的行为体逐渐增多、地区治理议题日益繁杂、治理主体间关系日益复杂等现实。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转型有多重影响,如中亚国家自主性得到显著提高,地区治理成效好坏参半,各国寻求关系平衡增大了大国主导中亚事务的难度,使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后自由主义的地区秩序类型。     

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态势与挑战

近年来,中亚地区合作机制呈现“竞争化”趋势,这不仅是大国主动塑造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也是中亚各国主观上默许的地区合作模式。通过大国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中亚国家能够赢得更多自主性,也能够更好地实施其多向平衡外交政策。这种制度竞争趋势表现为:美俄均致力于提升“C5+1”制度化合作的水平以维持地区均势;欧盟多措并举强化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以赢得更多机遇;地区强国积极发展与中亚的合作机制以谋求更多利益;中国扩大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范围以打造全方位合作体系。中亚地区合作机制的竞争主要受到地区安全环境变化、大国关系变化、中亚国家外交政策变化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大国将加大对地区资源的竞争以获取投资收益,也将重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塑造地区治理规则。中亚国家将持续提升外交自主性,以便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举措、动力及前景

自1991年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不但成功巩固了国家主权,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外交领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中最为活跃的中亚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哈萨克斯坦将自己定位为“有实力的重要地区大国”,奉行以巩固主权独立和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全方位务实平衡”外交战略,通过建立睦邻友好信任带的“近邻外交”和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远邻外交”,拉近与世界各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扮演着“沟通者”和“调停者”角色,积极推动中亚地区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广泛参与全球与地区性国际组织,在核不扩散和文明对话等领域提出了各种有影响力的倡议,力图将本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融为一体,为哈萨克斯坦的发展赢得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使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能见度不断提升。作为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最为成功、外交最为活跃、国际影响力最为显著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制度建设的大国因素

当前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国际合作制度的复杂性。"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制度的建设必须以深刻剖析中亚地区能源合作制度复杂性的驱动机制为基础。域内外大国地缘博弈与中亚国家外交自主性渐强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是驱动中亚地区能源合作制度复杂性局面的两个关键因素。在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制度建设中,中国要秉承促进该地区现有的各种能源合作制度相互"合作"与"协同"的战略思路,处理好与俄罗斯、美国等相关大国的关系,营造良性地区合作制度环境;同时努力提高该制度对中亚国家的吸引力,打造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中国应该致力于持续推动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营造多元竞争的战略环境;打造开放包容且逐步深入的能源合作制度,倡导多样互补的能源合作模式;构建灵活务实的能源合作制度,提高中亚地区国家参与能源合作制度的域内向心力。     

日本与中亚各国政治经济合作前景展望

出于对中亚地区国家地缘政治价值的考虑，日本近几年来与中亚国家的外交往来密切，并在政治、经济、能源以及安全领域积极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增大了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力度。日本的这一举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根据目前形势分析，日本施加的影响力还不足以改变中亚地区局势。未来中亚地区局势将是由多种力量、多个层次组合而成、且不断变化的“合力”来决定，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合作又竞争”的局面。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中亚天然气跨国管道建设的现状、影响及前景

中亚国家具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由于地处内陆,管道成为中亚天然气外输的唯一途径。中亚国家积极推进天然气管道建设,改变了以往对俄严重依赖的局面,提高了天然气产量和出口价格,增强了中亚国家在区域能源市场和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然而,资金、管控能力、消费市场和与过境国关系及安全等多种因素对未来中亚国家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形成严重制约。参与中亚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外输管道建设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促进中国能源安全保障、改善城市大气质量并实现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应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实施国内市场改革和建设海外投资保护机制等措施推进与中亚国家的管道天然气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战略发展的主要趋势

近年来,国际合作成为世界经济的标志性特点。上合组织国家经济合作最有发展前景的道路之一是生产协作或国际工业合作。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俄罗斯应适时调整经济政策,转变同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模式,必须权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国家利益。同时,中俄富有成效的天然气合作对两国乃至中亚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援助——政策演进、援助规模和援助方式

本文考察俄罗斯独立以来对中亚国家援助政策的历史演进、援助规模和援助方式,并对援助的政策效果进行初步分析.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援助经历了“放手”“竞争与争夺”和“强化”三个阶段,并逐步将援助作为实现在该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推动欧亚地区一体化和提升“软权力”的重要手段.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援助方式和领域受到国际发展援助进展、...     

中亚国家区域合作探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亚国家独立后，探索建立区内一体化组织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同时中亚国家还积极参与和发展与区外国家、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关系，借助国际力量提升地区实力，实现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亚国家经济呈稳步上升趋势，各国对解决区内合作问题的认识发生变化，普遍认同通过谈判和妥协是寻求区内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同时认识到来白区外的投资和援助治标不治本，中亚地区事务的最终解决需要依靠区内国家的共同努力。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力推动和提议下，组建新的中亚一体化组织“中亚国家联盟”的进程开始起步。     

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与矛盾

不断拓展与中亚国家合作是美国中亚战略的基本取向。与此同时，与美国开展合作已是中亚各国实现安全和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内容。尽管如此，由于美国与中亚国家战略目标和利益存在差异，双方的矛盾在所难免。美国在中亚国家积极推销“西方民主”，一直遭到中亚国家的抵制，美国对中亚国家人权问题的“关注”也常常引发中亚国家的不满。对于美国而言，与中亚国家冲突不利于其扩展影响力，也不利于与中亚国家建立政治互信，更不利于实现其中亚战略目标。对中亚国家来说，与美国发生冲突不仅影响到对美的政治信任，而且使之与美合作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中亚地区生态环境问题述评

中亚是全球生态问题突出的地区之一,并以咸海生态危机为标志.生态环境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中亚国家的社会发展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本文把中亚生态环境问题分为四类并分别做了说明;介绍了中亚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概况和制约环境生态治理的因素,指出主要由于经济财政困难,中亚环境治理迄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中亚国家必须进行区域协调与合作.中国应从中亚生态危机中吸取教训并与中亚国家在生态环境领域开展合作.     

影响未来中亚地区安全的诸多因素

中亚地区战略位置重要、各种资源丰富、文化纵横交织,素来是外部力量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场所。阿富汗战争前后,随着外部力量的进入,中亚不单是“俄罗斯帝国的传统领地”、“美国的潜在能源基地”了,它已经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前沿阵地、大国利益交叉制约的热点地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亚国家面临的隐患依然很多,压力仍然较大。     

日本对中亚的势力渗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出于能源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日本不断加大向中亚国家的势力渗透力度,并以此作为配合美国经略中亚和牵制中俄的砝码。面对日本的战略包围态势,中国应在继续提升与中亚国家传统友好关系基础上,不断深化与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层次,积极探索旨在打击“三股势力”的安全合作模式,并推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维护我国西北边陲安全。     

浅析21世纪中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本文对21世纪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做出了基本的判断,对可能影响中亚地区格局走向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预测了新世纪中亚安全形势的前景.中亚地区的稳定是比较脆弱的,容易受到不利环境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因此,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是避免冲突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必须重视与中亚国家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内的合作,参与该地区的国际竞争,明确本国在中亚的战略.     

伊拉克战争后中亚地区的战略局势与大国关系

苏联解体后,美国乘中亚的“权力真空”之际,开始染指中亚地区。阿富汗战争后中亚地区的国际战略地位突现,美国实现在中亚地区驻军的目标,美俄战略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使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加大;北约东扩,中亚地区国家成为北约和平伙伴,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更大。尽管中亚地区存在大国的竞争,出现各种国际力量与组织并存的局面,但是在反恐问题上,各国只有合作与协商,才能取得共赢,才能促进中亚的和平与发展。     

国际法视域下中亚水合作机制评析

作为一种区域性水合作制度,中亚水合作机制(URC)在《联合国国际水道公约》等国际水法的指引下,正在日益形成以《阿拉木图协定》主导的单向度水合作、《锡尔河水能协议》主导的互惠式水合作、《楚河和塔拉斯河协定》主导的共治式水合作等为主要内容的格局,通过推动该区域从无界限多边合作到有界限多边合作再到有界限双边合作的转变,实现了中亚水合作机制从区域多边主义向双边合作的回归。尽管如此,这一合作机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区域水配给制有失公允、区域水补偿制形同虚设、跨界流域国水法体系及其实践不一,等等,从而严重影响了该区域水合作的制度整合,造成中亚区域水一体化进程的停滞不前。为此,中亚国家应积极采取措施,增强国家间相互信任,协调好跨界流域国的利益,兼顾本国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通过发挥各国的水资源优势来建立水资源协调和能源补偿机制,借此不断完善中亚水合作机制。     

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发展的若干思考

从1997年起，中亚国家的经济开始摆脱下滑趋势，走上恢复性增长的轨道。但中亚的经济形势是不稳定的，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另一方面。中亚国家能源领域的开发具有超前发展特点。里海地区新的油气资源发现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光泽。也许一些中亚能源国家振兴的希望就在于此。从90年代中期起中亚出现了伊斯兰极端武装频繁活动的新危险，加之中亚有组织犯罪、毒品武器走私及阿富汗塔利班势力推进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一些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对此，安全利益与中亚国家休戚相关的中国，应该如何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睦邻关系并确保自身国家安全，自然成为一个新的思考和研究热点。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东转战略”：权力格局、主导规范与制度安排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的重要对外战略。本文从国际秩序的视角出发,分析国际秩序转型对于“东转战略”的重要影响。国际秩序是一个由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共同构成的概念,其主要由权力格局、主导规范和制度安排三者组成。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表现为权力格局方面“复杂两极”的出现,主导规范转型体现为政经合一观念和新兴治理观念的兴起以及制度安排方面多元化、竞争性多边制度的出现。这些变化促使俄罗斯力图通过“东转战略”来寻求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加强与亚太国家在货币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支撑“东转战略”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需要面对远东地区由权力格局转型引发的安全风险,由主导规范转型引发的能源合作变化以及由制度安排转型引发的多边合作对接等问题。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俄可以在区域安全合作、金融和高科技合作、绿色发展对接乃至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开展互动,进而维护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参与湄公河水治理的行为逻辑及可适性分析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湄公河次区域战略地位上升。奥巴马以来的三届美国政府均将水作为介入湄公河次区域事务的关键切入口,且在水治理议程设置、水治理网络构建、“可持续基础设施”倡议实施和“公私合作”等方面逐步推进,显示出美国政府在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上的政策连贯性,亦使美国成为影响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水资源合作的重要因素。美国参与湄公河水治理对接了湄公河国家制衡中国和增强流域水安全风险管理能力的需求,但是美国的参与着力于“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对湄公河国家亟需的“硬”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美国参与湄公河水治理起源于“软制衡”理论和全球治理中的“霸权主导”思想,致使其从“美国优先”考虑出发,并在治理中嵌入美国制度和价值观,不仅没有充分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实际国情和发展需求,也与东盟目前主导的治理范式存在不一致性,面临湄公河国家政治信任不足、私营企业参与意愿薄弱、“湄公河之友”伙伴关系难以有效协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