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融冰”到“春暖”2007年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21世纪初，小泉执政期间中日政治关系僵冷。继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的“破冰之旅”后，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的“融冰之旅”和福田康夫首相访华的“迎春之旅”，成为过去一年国际关系中举世瞩目的大事。可以相信，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日将成为一次“春暖之旅”，继续推动中日关系升温。今年将是中日关系飞跃发展的机遇之年，但也会遇到挑战，需要中日双方继续努力，迎接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实现两国关系的新飞跃。     

新福田主义与中日关系

本文介绍福田与安倍在外交理念上的不同,论述了"新福田主义"的主要特征,尤其着重分析了它在重视亚洲方面所表现出的"心心相印"、"与时俱进"和"东亚共同体"三个内容。最后,本文在分析"新福田主义"对华政策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的中日关系"和"亚非和谐曲线"两个概念,对中日双方如何抓住机遇从世界视角扩大共同利益进行了阐述。     

中日关系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近几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同时由于两国紧密的经济关系和民间联系以及东亚局势的演变，也使两国关系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特别是两国领导人的多次成功互访．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日两国尊重并超越历史，相互肯定长处，增信释疑，对于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新保守主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新保守主义是当代日本政坛的主流政治思潮，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性质的保守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在推动中日关系的合作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又不断制造麻烦，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必须辩证地认识日本的新保守主义。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始终与东亚区域合作紧密相关,两国在地区战略上的协调或冲突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20世纪70、80年代中日关系在互利性地区战略结构内取得了高速发展;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追求“政治大国”战略,使历史问题对中日双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但由于地区合作中主要是美亚矛盾,中日两国矛盾不太突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在东亚区域合作的战略选择上分歧增加。建立地区合作与战略协调是建立持久稳定的中日关系的必要保障,然而,美国重返亚太则使中日在地区层面的合作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大平正芳与当代中日关系

大平正芳是日本著名政治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即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步入政界后敢于正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并以政治家所特有的敏锐眼光为时代潮流而动,谱写了当代中日关系的友好诗篇。从其为两国关系解冻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从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推动两国关系向更广阔的领域迈进,大平与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功绩卓越。大平以不懈追求中日友好的精神风范,向世人展示了人类对和平与友谊的无尽向往     

中日关系分析与展望

当前中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联系密切,政治、安全互信不足,这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结果,但主流是合作。中日关系前景有三: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信任不足;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互信增加;经济关系萎缩,安全形势对立。近期将保持现状。中国对日目标是发展与日本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当前应推动中日关系向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互信方向发展。     

中日关系与钓鱼岛问题的出路

钓鱼岛问题是日本否认中日建交时"搁置争议"的基本精神,利用日美双边《归还冲绳协定》和美、英、日三国《旧金山和约》公然取代二战后建立国际秩序的国际法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外在表象。这种表象在日本强化海洋资源战略、政治大国化中得到升级。解决钓鱼岛问题要从去除凌驾于国际法正常秩序上的霸权秩序,以及用日本社会理性和良知去抑制右翼化中寻找解决办法,要从中国和平与发展战略下"不惹事,不怕事"方针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机遇。     

2007年中日关系的基本特点

2006年10月以来,中日关系开始走出“政冷”低谷而进入复交以来的第三时期,即以“合作与竞争并存”为基本特征的时期。近期内中日关系的前景将取决于两国走向“战略互惠”和日本对华采取“两面下注”战略两种趋势如何发展。2007年,总体上中日关系将在这一大环境下继续“回暖”。     

中日关系的大转换

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客观基础及政治基础的大转换和日对华认识的新变化等 ,都使中日关系进入一个复杂多变的转换期。日本政府确立了“重建信赖关系、坚持全面经济援助、开展外交合作、构筑安保体系”的对华新方针。中日关系将呈现出“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大稳小变”的发展格局。而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战略后的日本将如何调整对华政策 ,将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重大课题。     

日本民主党政权与中日关系

2009年9月日本实现政权轮替,民主党取代自民党,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变数.鸠山内阁的“友爱”、“共生”理念以及作为其践行的“东亚共同体”,使战后中日关系框架内涵萌生结构性变化.而在菅直人政权和野田内阁时分别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和“购岛闹剧”,给中日关系带来深刻伤害.探寻民主党执政失败的根源所在,对未来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走势,无疑具有昭示意义.     

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后,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尝试调整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的认识和做法上均有与前任明显不同之处。本文认为,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有对华战略上的需要,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随着安倍访华以及中日高层互动加速,中日两国政治交往出现回暖迹象,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和条件。同时,由于日本政治保守化趋势加剧以及安倍个人执政理念方面的原因,一些因素还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重要的是两国如何抓住机遇,确立共同利益,落实“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带动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向良性发展。     

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展望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是中日友好的原则将维持, 因为中日友好符合两国的 根本利益。二是矛盾与合作并存将是两国关系的基本特点, 中日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的方式 将继续发生变化, 新的方式将在长期相互“磨合”中逐渐形成, 直至相对稳定。三是两国关系的发展 将受众多国际因素的制约, 主要有:中美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东盟的崛起和朝鲜半岛局势等;亚太多 边合作的发展将使中日关系从封闭型体系走向开放型体系。     

论战后美日关系与中日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把日本纳入到其战略体系之中,因此美日两国形成了独具特点的紧密关系：占领时期,美国政府通过其占领军操纵和主持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获得独立后,又通过与日本政府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结成军事同盟,在对外政策上由美国主导,日本顺从。这种密切的美日关系对中日关系产生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安倍路线与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软化日本对华姿态,力图摆脱其前任小泉纯一郎造成的日本外交严重困境,同时大力推进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民族主义改造。这与他在政策实践方面较之于小泉颇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安倍路线"。"安倍路线"是一种内涵复杂的意愿方向和政策纲要,各种内涵既有本质上的连贯和统一性,又有显著的外在矛盾和深刻的内在紧张。透视"安倍路线"的性质与政策实践,是准确把握和预料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鉴于"安倍路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复合"战略。     

中日关系可望进一步改善

中日关系自邦交正常化以来经历3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提升到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新高度。进入21世纪，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最大课题是：对中日关系重要性、复杂性保持理性认识，努力排除、化解和超越各种战略对抗因素，使双方的战略猜忌转变为战略理解，并达成一定的战略合作。胡锦涛主席即将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是中国为中日关系进入一个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新轨道作出的新贡献。     

论当今日本变化的基本特点与中日关系

如果说当今的日本与以往的日本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那么可以这样说：以往的日本是以保守意识浓厚的旧中国阶层为重要社会基础的、左右翼对立明显的、运行在相对稳定的国际与国内秩序中的国家；现在的日本则是以政治参与及民主要求强烈的新中间阶层为重要社会基础的、左右翼对立模糊的、处于国际与国内重要变局中的国家。正因如此，日本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深入地把握这个变革时期的特点，对于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关系:相互依赖与博弈

相互依赖理论和博弈论是第三次国际关系理论大论战中引人注目的理论。把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中日关系是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近年来,有中国学者提出对日外交新思维,但作者认为,无论从相互依赖理论还是博弈论出发,中国都无法放弃对日外交的现实主义态度。     

日本外交的“新思维”——论新福田主义

新福田主义是日本在中国迅速发展、亚太地区成为新增长中心形势下的外交构想.它继承了福田主义的精神,是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亚洲外交实践的概括,也表明今后的政策取向.中国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日本将努力稳定中日关系,提高两国的合作水平,同时也更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动向.新福田主义的提出带有福田个人色彩,也是日本转向重视亚洲外交的历史必然.它的一些原则不会因日本政局的变化而改变.     

日本对华ODA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日本于1979年决定向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主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此后,日本对华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日本对华ODA的国际环境、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和政治关系等诸项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发生了“ODA摩擦”。日本已决定于2008年结束对华日元贷款。随着“后ODA时期”的到来,中日经济合作迎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