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代理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作为律师收费的一种方式,风险代理的产生也是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结果。风险代理不仅可以使律师具有制度保障的责任意识,避免律师、委托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还体现着程序公平和契约精神。然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社会心理、信用缺失等因素则影响着风险代理的绩效,因此,建立法律服务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监督机制,并重视风险代理的制度限制与制度互补成为风险代理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     

消费者团体诉讼胜诉酬金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消费者协会的性质定位并不明确,赋予消费者协会诉讼主体资格亦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故团体诉讼的胜诉酬金制度显示出巨大的司法实践价值.我国虽然已经在立法上确认了律师风险代理制度,但在消费者团体诉讼中存在明显不足,应当明确消费者团体诉讼中风险代理的合同性质,加强律师的风险规制,规定适合的胜诉酬金比例.     

律师执业风险防范初探

本文将律师执业风险总结为信誉风险、职业风险、经济风险 ;对三种风险相应提出了诉讼谋略、制度完善以及责任保险的对策。值得提示的是 :笔者在本文中并未囿于常识对律师执业风险防范的理解 ,而是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 ,例如对责任风险不能仅以投保化解等等     

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与代理的比较

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与律师代理制度是确保当事人基本权利,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两项重要制度,但两种制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较大区别。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在律师代理制度方面的不足。本文主张应加强律师代理制度,赋予其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律师刑事辩护非正常职业风险研究

我国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面临着不正常的职业风险。刑法第306条中单独为刑事辩护律师规定了具有专门罪状的犯罪。程序制度与证据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备也是刑事辩护律师非正常职业风险的原因。改变现状的出路在于完善立法、改变观念,建立审判前的程序性审查制度,改革律师惩戒制度。     

专利代理师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

2019年是专利代理制度改革元年,从专利代理人跨越到专利代理师,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其背后凸显的是专利代理师制度改革的法律逻辑,对专利代理活动的规范,解决专利代理实务问题,特别是专利代理师制度与律师制度"双资格"问题的探讨。通过域外专利代理制度的横向比较,借鉴有益经验,从法律思维角度出发,对我国专利代理师制度的改革进行思考。     

新刑诉法视野下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防控简

刑事辩护工作具有很大的职业风险性,这既有立法上的原因,又有司法体制上的因素。调查取证权成为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直接导致愿意做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不断减少,这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是极为不利的。2012年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始于侦查阶段;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有很大限制,律师的职业风险是否有所改观还须进一步观察。最后,结合新《刑诉法》的施行,就如何做好律师调查取证工作、有效避免律师职业风险提出了对策措施。     

论律师制度的两个条件和两块基石

律师制度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这就是我们所探讨的两个基本条件。律师制度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两块基石就是辩护制度和代理制度。     

律师发表代理意见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律师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在庭审中发表代理意见,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因此,代理意见的观点是否鲜明,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证据是否充分、有力,直接关系到代理的效果和案件的胜败.律师的代理意见也只有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据理驳辩,以理服人,才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政府合同治理的风险及其防范

作为一种融入了更多市场精神的治理工具,政府在当今公共服务供给中广泛运用合同制。由于存在信任非对称、信息不完全、机会主义和合同内在不完备等因素,以及合同的市场化逻辑与政府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的必然冲突,政府合同治理会产生一系列委托—代理风险问题。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创新角度,可以通过构建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和复合型的监控机制来防范政府合同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