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阶级与农民革命——以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为中心的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早期，如何发动革命是核心问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运用到中国农村。从湖南到井冈山再到赣南，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对于如何在农村划分阶级和发动农民革命逐步形成了成熟的判断。在湖南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农民运动的力量，但对于如何划分农村阶级还没有形成准确的认识。在井冈山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把小地主和富农作为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对他们的斗争有所缓和，但却没有找到富农和地主区别对待的依据。在赣南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从剥削性质上认清了地主和富农的区别，并制定出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具体标准，这标志着毛泽东对农村阶级问题的认识已经成熟。此后，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关注点从农村阶级问题变成了基层组织问题。     

刘少奇1961年的湖南农村调查

1961年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这次调查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进行调查、如何进行调查、怎样才能通过调查得到真实的社情民意而不是虚假的资料信息，至今仍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性。     

向毛泽东进言"包产到户"--记我的父亲田家英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包产到户",指责这是分田单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随后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包产到户"成为提出这一方针的导火索.我的父亲田家英也因在这年7月湖南农村调查后,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直言包产到户的主张,从此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一次非同寻常的调查研究

1961年到1962年的农村调查,是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提倡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通过这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不仅了解了实情,发现和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而且还促进了全党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认识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这对克服当时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1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1961年，毛泽东在一系列讲话、信件、文件和批示中阐述了调查研究思想：调查研究是为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亲自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调查研究。深入挖掘1961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开好调查座谈会

调查研究是文秘人员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手段，是起草各类文稿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力倡导，身体力行。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反复提到调查的重要性，并教给了我们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周谷城与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交往

“周谷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有密切交往且忠诚合作。”这是周谷城先生在沪病逝后，《人民日报》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１日发表的《周谷城同志生平》中对他的一段评价。由于他出生于湖南益阳，与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江畔的乡...     

试论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特点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也是理论总结、理论运用和理论创新的条件。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现实意义等问题后发现：农村调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重点;立足国情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最显著的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基本原则。     

1961年全党大调研的有益启示

为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寻求应对严重经济困难的良策,毛泽东同志将1961年作为实事求是年,要求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在他的倡导和带领下,一个以农业问题为开端和重点,继而在其他领域展开的调查研究活动迅速掀起高潮。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做好调研工作,必须掌握方法,贵在领导带头,重在了解真相,功在转化成果。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共事的日子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由此，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当了“官”，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当时在国民党内的职务，要高于后来的政治对手蒋介石。在中共三大上．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人选中央局（类似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局秘书。会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回湖南筹备湖南国民党组织。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国民党支部．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923年10月初，国民党湖南总支部成立。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会议。他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积极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论田家英调查研究的民本思想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并特别强调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秘书应有特殊的调查研究任务。田家英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怀着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崇高目的，多次下到基层，特别是深入农村，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调查研究的活动中”。他的“民本”思想在他长期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说话的“场合性”

一年轻学子来聊天，说起他利用假期做社会调查，感觉有个困惑。就是跟同龄人容易交谈，共同语言多；向校园呈的教职员征集数据，也算可以。但是“跟社区居民交流，各色人等都有，就难啦。有一次上门竞遭误解，以为我是搞推销的，将我轰了出来”。我说，有这感觉好，表明已知晓语言沟通不易，是一门功课。从前毛泽东做农村调查，说过“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说的是语言沟通须先情感交流，态度诚恳忌傲慢，乃第一要素。     

吴革：以个案推动法制车轮

他参与过2003年孙志刚案件的诉讼，他援助过2004年湖南湘潭女教师黄静致死案、《中国农村调查》名誉权纠纷案．工会主席唐晓东被解雇案以及2005年“6·11”河北定州惨案；2006年，他支持设立了专打公益诉讼的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先后援助过崔英杰刺杀城管案、董坚“爱眼协会”案、李刚状告牙防组案……作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了“影响性诉讼”的概念，其涵义就是通过有影响的个案推动法制进程。     

毛泽东及其亲人与衡山

衡山,山明水秀,被称为“灵气所钟,五岳独秀”,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衡山县因山而得名,这里人杰地灵,是我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几十年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里都十分关心。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多次深入衡山县调查考察,总结经验;派亲人来这里领导和参加革命斗争。     

毛泽东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对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价值——作为本土资源和成功典范的毛泽东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毛泽东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是一笔独具本土特色的社会调查财富。在探索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道路中，我们需要一种“向内视角”，关注本土社会调查理论与经验。毛泽东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涉及社会调查的目的、社会调查的意义、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社会调查的态度等四个方面，它们是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重要资源。同时，作为本土化的成功典范，毛泽东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的创立亦为社会学方法本土化提供了启示：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考量和关怀，而创新是实现本土化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诗词唱红黄公略

纵观毛泽东诗词，涉及个人的仅十名，黄公略名列前茅。黄公略生前，毛泽东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名句；黄公略牺牲后，毛泽东亲自主持追悼会，并书挽联，充分肯定了他短暂一生的功绩。在中央苏区，黄公略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齐名。蒋介石沿袭《水浒传》宋江、方腊、田虎、王庆“四大寇”，而诬称“朱毛彭黄”为红军中的“四大寇”，悬赏达五万大洋，由此可见黄公略在敌我心目中的地位。     

《农村调查》中蕴含的主要方法、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调查研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在党内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农村情况,逐步探索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其中《农村调查》中蕴含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积累的宝贵经验等,不仅为党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适应了整风运动的需要,而且对当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民粹主义帽子”的由来

１９９８年以来，胡绳在他直接领导的刊物以及别的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像发排炮似地把“民粹主义帽子”往毛泽东头上扣。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胡绳先生到毛泽东主席故乡湖南去开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再次给毛主席扣上“民粹主义”帽子。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公然违反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如此荒唐的言论，给毛泽东同志乱扣政治帽子，理所当然地在党内、在学术界引起强烈不满。因为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无理批评，而是把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歪曲成“民粹主义道路”。如此重大的原…     

陈云同志调查研究的历史启示

解放初期,陈云同志做财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调查研究。他每解决一个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每做出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过程。他注重调查研究,在党内是出了名的,给毛泽东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62年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夸奖陈云懂经济,“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     

善于“听真话” 群众才能“讲真话”

听真话与讲真话是和谐统一的,二者又互为因果。听真话是前提,若无人愿听真话,抑或讲了真话遭遇不测,谁还敢“言为心声”实话直说呢?所以,“讲真话”要有人“听”,甚至“爱听”,才有存在的可能,才能如子期遇伯牙,高山流水有知音。据说周恩来1961年在河北武安县搞农村调查,几次座谈会上农民只是憨厚地笑,不敢随便说话,或者顺口说“公共食堂好”、“社员生活好”。此时,周恩来若“为浮云遮望眼”,七八次座谈会后调查也就戛然而止了。但他并不罢休,又继续召集社员座谈,群众终于被“知音”感动,吐露真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真心实意听真话,有其大度的作风,才会引出讲真话、道实情的人。